浅论法律信仰危机与信仰的培育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的提出，使得法治精神渐在社会生活中深入人心。但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加深，一个严重影响此进程的危机也同时显露出来，这个危机就是法治精神内核的整体性失落，即公民法律信仰的失落。一个社会若失去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法律信仰与法治建设

何平在《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年第5期上撰文认为，法律信仰和法律制度是形成法治社会的两大支柱，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建成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信仰，应当包括法律信服心理和法律拜从行为两个方面。     

从疏离到信仰——我国法治建设视野中公民法律信仰的建立

伴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我国宪法,法治这一治国理念在我国最终确立,全社会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法律信仰构成了法治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程度决定了法治社会的成熟度,法治社会要求公民树立起坚定的法律信仰。然而,在我国,公民对法律感到陌生,法律虚无主义观念普遍存在,     

关于构建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若干思考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建设与法治进程的推进及加速,都离不开信仰法律、崇尚法律的公民亲身参与和积极投入。但就目前我国社会现实的状况来看,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律理念、法律信仰和法律追求等方面尚存在某些不足与缺失。我国法治的现状还不能最及时、充分、有效地满足广大公民的利益需求,法治还缺少应有的刚性和力度。本文仅对此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作了具体的分析,并依此提出了我们的一些建议和对策。     

依法治国与农村法律信仰危机

农村法治建设直接影响着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而广大农村村民的法律信仰状况却令人担忧。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体认知问题，也有客体专门性问题；既有历史化原因，还有法律运行状况及社会控制层面的因素。因此，要多渠道培育农村法律信仰，使法律成为农民的必需品，从而实现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目标。     

论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的建构

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形成的前提,乡土社会的法律信仰则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当下有限的法律认知、传统因素的阻却及法律运行的缺陷是法律信仰在乡土社会中缺失的原因。建构乡土社会法律信仰有三条路径:加强乡村普法教育,提高乡民用法律维权的意识;重视习惯规范,完善乡土社会立法体系;增强服务意识,健全乡村法律运行机制。而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乡土社会民众的法律信仰,进一步推动乡土社会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法治本身的需要;影响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缺失法律信仰的根基、法律信仰的前提、法律的权威性,是法律信仰普遍性的缺失。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社会优住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信仰培养,培育国家公职人员现代法治精神。     

法律信仰的进路——从《法律与宗教》中得到启示

哈罗德J.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将法律和宗教信仰问题放入西方的历史长卷中进行考察,提出了两者未来的发展前景。本文从中得到启发,结合中国法治和法律信仰的现实,给出了一种可能的法律信仰的进路。     

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化

<正>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中,笔者认为最深层的、最实质的原因是法律不被信仰。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当法律形同虚设时,法治必然会被人治所替代,从而难以完成党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使命。本文就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化的关系做一探讨。一、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观念基础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人们都有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对象。如原始社会的图腾信仰,奴隶社会的神灵信仰,封建社会的君主信仰或权力信仰,近现代社会的领袖信仰或法律信仰。人们对信仰对象     

重思“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法律信仰这个源自西方的命题不加审视地视其为真理而简单接受。笔者在考察伯尔曼法律信仰命题背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认为法律信仰是将二元论下两个根本有别的秩序体简单联合在一起的失败努力。同时,基于对引发法律信仰思考的问题意识的肯定和公民宗教问题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在一元论社会条件下应该提倡的是"法律信心"而非法律信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