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信仰论中的悖论

信仰的实质是一种带有神圣情感的超验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法律信仰在中国很难形成;法律信仰论者把法律与法律身上所固有的主体性品质割裂,造成法律与法律身上所固有品质的二元化,把信仰的内容与信仰行为颠倒,用如何信仰代替信仰实质。本文试图分析法律信仰在中国这块土壤不能生根发芽的成因,并认为法律信仰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一个假命题。     

浅析公民的法律信仰与法律意识的培养

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面对并不理想的法律信仰现状,如何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法律信仰意识是法学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分析清楚法律信仰的涵义、我国法律信仰的现状及成因,才能找到培养公民法律信仰意识的有效途径。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探析

“法律信仰”源于美国学者伯尔曼的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近年来，我国法学者对“法律信仰”这一命题，因对“法律”和“信仰”概念的理解不同而颇有争议。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对“法律信仰”的理解，应在现代中国语境下进行探讨，把握法律能够被信仰的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法律信仰理论”在中国的学术脉络

在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论"被学者们赋予丰富的意义,包括法律信仰内涵、法律信仰的原因、法律信仰实现途径等等。但是,对于这个概念,无论是借鉴还是批判,都需要对其本身进行考察,考察其产生原因、本来意义及影响结果等等。否则,就会偏离其原意。     

论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的建构

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形成的前提,乡土社会的法律信仰则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当下有限的法律认知、传统因素的阻却及法律运行的缺陷是法律信仰在乡土社会中缺失的原因。建构乡土社会法律信仰有三条路径:加强乡村普法教育,提高乡民用法律维权的意识;重视习惯规范,完善乡土社会立法体系;增强服务意识,健全乡村法律运行机制。而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乡土社会民众的法律信仰,进一步推动乡土社会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构建法律信仰下的法治中国

法治中国的建设离不开法律化、制度化的程序保证,而法律化、制度化的体系的建立,又离不开精神与信仰的引导。健全的法律体系是筑起法治大厦的外部条件,而能够让公众形成普遍的法律信仰则是其内部条件。法律信仰为法治中国提供精神支撑、意识基础和信念鼓舞,然而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法律工作者法律信仰薄弱、法律程序冗杂等因素影响,使得当前我国法律信仰缺失。对此,可以从提高公民法律认同感、提高权利意识、增强法律法律工作者的法律信仰、通过多种媒体进行舆论宣传和指导等方面来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理性分析——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律与宗教》中译本的发行,"法律信仰"就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从伯尔曼式的法律与宗教入手,分析法律信仰的内涵,结合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三个途径: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立法的本土化;树立法律权威,增强人民对法律的认同感;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培育法律信仰根植的土壤。     

论法律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目标及实施路径

法律价值观是人们对法律与主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基本看法。法律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在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形成公民对法律的普遍信仰,以及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宪法意识、公民意识等现代法律意识。深入开展政府主导的全民普法教育,加强学校的基础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及推动社会对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的宣传倡导,是实施法律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     

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法治本身的需要;影响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缺失法律信仰的根基、法律信仰的前提、法律的权威性,是法律信仰普遍性的缺失。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社会优住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信仰培养,培育国家公职人员现代法治精神。     

法律应当被信仰

许娟在《法律科学》2009年第5期上载文《法律何以能被信仰？——兼与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商榷》认为，社会的转型期法律与现实的不相适应甚至相互矛盾确实存在，这使人们往往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和重新审视的、心理，而法律信仰作为法律权威的主观心理机制，在中国语境下也因此被视为了一种“善良的杜撰”。     

法律：由疏离到信仰——对公民形成法律信仰所需条件的思考

历史上法律信仰传统的缺位加上现实中法律自身及其实施中的缺陷,导致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匮乏.法律信仰的形成条件应是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良法和良治的结合体,应以行使国家权力机构行为的法治化促生良法和良治,从而达至主体对法律的信仰而不只是被动地服从.     

"事实-价值"二元论研究——元伦理学角度对"事实一价值"二元论的深化

＂是-应该＂问题逐渐演变为事实命题与规范命题之间关系的问题,对道德知识的考察从过去的经验论证或先验论证,转向了对伦理语言的结构及其含义进行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是＂与＂应该＂之间的不同又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事实与价值二元分立,尤其在元伦理学的创始人摩尔及情感主义那里得到更加深入的论证和重大的发展。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善不可定义＂、＂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以及情感主义的无意义的价值判断等思想,是对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关系的问题的补充与发展,深化了休谟问题。     

风险社会与刑法撤退

自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风险问题已经深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安全、制度的冲突与风险刑法进行深刻反思。立足于从责任主义、法益保护和刑法的谦抑精神三个方面分析风险社会与刑法的关系,刑法撤退的原因,既在于责任主义以及以法益保护为核心所构建的刑法体系的要求,又在于风险社会下除刑法之外的社会制度的有效性。     

由“山西疫苗案”引发的刑法思考

公共卫生安全已日益引起政府和百姓的关注,当前＂山西疫苗案＂引发的诸多问题令人深思。文章着重从刑法规制的角度,研究、论述了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方法,以期对实践提供点滴的理论帮助。     

法律信仰的真正含义

法律信仰是一种从认识论意义上而言的、富有批判怀疑精神的信仰;它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是人们对正义、公平等基本法律价值和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应当蕴含这些基本法律价值的理念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司法实践中涉老精神赡养案件在“情、礼、法”上的统一与实现

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新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来,对涉老精神赡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引起了不少法院的探索。文章立足对涉老精神赡养法律条文之立法意义的探讨,以重庆市某基层法院对涉老精神赡养的个案审理为研究对象,结合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分析,进而提出改进涉老精神赡养案件审理机制的建议,以期确保该类案件的审理在＂情、礼、法＂上得到统一与实现。     

合流与分野:论刑法与侵权法上的事实因果关系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确立以行为人责任为中心,侵权法中因果关系的建立以填补损失为要旨,二者机能不同,这在事实因果的判断中有所渗透。事实因果以条件说为核心命题,进而产生了基于其缺陷的各种修正学说,在侵权法与刑法领域不尽相同。表述修正说可以解决假定因果关系、择一因果关系问题。原因说可以区分"条件"与"原因",缩小打击面,主要在刑法领域得以适用。NESS标准能够妥善解决赔偿责任分担问题,不得任意扩张到刑法领域。协同行动方法、确信概率说本质上系因果关系推定问题,不能渗透入刑法,疫学因果关系应当被否定。刑法与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大相径庭,不可混同。     

"认识你自己"的强大力量

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哲学命题,它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的重大转向。＂认识你自己＂,成为主体自我实现自我超越,拷问灵魂,追求自由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强大动力。反思这个哲学命题,具有重要意义。     

保险标的转让规范模式之检讨

保险标的转让对保险合同的影响,有"对人主义"与"对物主义"两模式。前者以"诚信"为核心价值,在逻辑上更为严密;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保险利益的复合性,存在冲击民事法律基础理论、损失法律效益的缺陷。因旧《保险法》规定过于简陋而造成法律实践上的缺陷,新法则摒弃"对人"转而改用"对物"模式,但这并非理想的立法选择。理想选择是,坚持"对人"模式并辅以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关系修正有关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