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收费:从合法行政迈向良好规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规制的勃兴推动了规制工具论的发展,排污收费作为经济诱因工具,成为规制工具理论与制度实践的焦点之一。反观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则一直遵循行政行为论的指引,基于行政征收的形式合法性而展开。在现代环境国家背景下,我国排污收费的制度改良一方面需要克服法律保留密度过低与授权明确性不足的合法化危机;另一方面,亟待引入规制工具理论,确保排污收费的效率与效能,以实现环境规制目标。     

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之批判

从法律行为的制度价值与本质出发,以合法性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或评价标准背离了法律行为的制度价值与本质,使民事法律行为成为徒具工具功能而失却制度价值的＂躯壳＂。从民法调整方法角度观察,民法对法律行为的评价表现为效力性评价,而不是合法性评价;合乎法律行为的生效规则与一般法理意义上的合法并不等同,两者的作用机制、制度目的各异。最后,基于民法的自治法性质,法律行为为＂法律允许的行为＂,具有一般法理意义上的＂合法性＂。故而,以＂合法性＂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并根据民事表意行为是否与民法规范的规定一致,采用一般法理意义上的合法性、违法性标准对该行为进行评价是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     

论自动化行政的合法性审查

虽然自动化行政的发展与应用为提高行政效率、便利相对人提供了动力,但围绕自动化行政的相关法律标准以及问责机制却仍不完备。规制体系的漏洞使行政行为能够借助技术手段规避在主体资格、适用条件、行政程序等方面的合法性审查,对相对人的基本权益构成潜在威胁。应当基于现有行政诉讼法体系以及行政法基本原则,从审查要素出发,扩大主体审查范围、规范自动化行政应用场域,从而完善自动化行政合法性的审查模式,保证自动化行政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合法性,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风险社会背景下之预防行政——以乌坎事件为例

以乌坎事件为切入点,行政机关在处理紧急状态时往往会采取一些预防手段。笔者主要从行政机关的这些预防性手段的合法性进行分析,阐述通过程序主义法律范式进行规制,以达到行政机关的这些预防性行为合法的目的。     

以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实施环境规制,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治污投资低、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不完善和污染产业转移,限制了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所以,我们应探索市场化机制,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以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论“破窗理论”与流动人口犯罪控制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因管理服务滞后而产生的无序环境也在增多。借鉴＂破窗理论＂的思路和实践,从控制＂犯罪场＂入手,达到控制犯罪发生的目的。一是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对城乡结合部物理环境的整体改善,清除＂破窗＂,补强弱势情境,营造有序化环境;二是以法治为准则,严格规范执法行为,按照法治化的打防控处置程序,提高刑事政策在防控犯罪方面的权威性和正当性,突出犯罪控制的规范性和合法性;三是以守望互助为目标,通过流动人口广泛参与,依靠流动人口,实现社区预防。     

浅析房地产调控新政“限售”的合法性和法律风险

自2000年来,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房价上涨之势愈演愈烈。为了使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解决老百姓"购房难"问题,政府出台"限购"政策。为了进一步给房地产市场降温,2017年初,政府再出重拳——出台"限售"政策,以期通过对房屋流通环节进行限制,打击"炒房"行为,从而抑制房价增长。由于"限售"政策定性模糊,似与其他法律法规有所冲突,其一经出台就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律理论与司法界广泛关注与争论。因此,从行政法基本理论出发,对"限售"政策进行分析,厘清"限售"政策的性质、合法性以及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显然极为迫切。     

合法性追问：政府规制研究的一个视点

经济学家对政府规制的关注，主要出于效率的考量。而法律学家关注政府规制问题的焦点，则是对其合法性的追问。本文通过对政府规制合法性的追问，以确实其有效性，矛在此基础上，为政府规制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供法律救济．以实现对其权利的保护和对政府规制行为的法律控制。     

碳排放数据造假民事公益诉讼规制研究

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件蕴含着特殊的司法规制需求。碳排放数据核算具有科学的方法学机理，实践中出现的碳排放数据造假行为可分为碳检测报告数据造假行为、碳排放报告数据造假行为和碳核查报告数据造假行为三类。除了行政规制这一主导手段外，司法实务中出现了借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错误尝试。要反思环境司法权向行政权的过度扩张、任意扩大环境公共利益的内涵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的盲目“扩疆”现象，简单套用这一制度会面临司法规制对象的差异性、规制目的的不一致性、规制制度的割裂性等理论与制度隐忧。摆脱困境，首先要明确碳排放数据具有秩序功能，继而弄清碳排放数据监管秩序破坏的内在机理，进而确立碳排放数据造假类民事公益诉讼的理念与实现逻辑。具体路径上，以“碳排放数据监管秩序恢复理论”为指引，构设出具有“差异化的启动条件、特色化的构成要素、创新性的裁判执行”的碳排放数据造假类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袭警罪的刑事政策、立法范式及司法适用

为保护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不受暴力侵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特别增设了袭警罪.从刑事政策考察,增设袭警罪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彰显.从立法范式审视,我国对袭警行为采取了显性规制为主、隐性规制为辅的复合型规制模式.从司法向度分析,基于立法原意,需将辅警纳入本罪的保护范畴,严格限定软暴力的适用条件,区分处理行为人对执行职务合法性产生错误认识的不同情形,并妥善解决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的竞合问题.     

民生改善问题及规制路径初探

民生改善是民生系统发展和更新的动力机制。当前我国民生改善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改善的创新性与改善效果难题、改善依据的政策属性与改善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难题、监督和救济途径的非法治化与改善行为矫正难题等。针对上述问题,只有对民生改善涉及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利益衡量,才能客观评价改善效果;只有综合运用政治和法律途径,才能保障改善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只有拓展监督和救济方式,才能有效矫正改善行为。     

行政指导法律属性之学术论争

科学界定行政指导的法律属性,可为我国行政指导法律规制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又能促使对于行政指导责任分配与救济途径的反思。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法律属性主要有非权力性事实行为说、非权力性行政职权相关行为说、非强制性权力性事实行为说、权力性行政行为说、非强制性行政行为说等五种代表性观点。这些论点对行政指导性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行政指导是否具有权力性、是否具有强制力、是否具有事实行为等三个层面。本文认为,行政指导应是一种权力性行为,它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至于是行政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相对人未接受的行政指导,应为事实行为;相对人接受的行政指导,应为行政行为。     

行政法下政府规制成本与收益分析——以全国六个城市的限牌令为例

限牌令的本质是政府规制工具当中的命令控制型工具,也是行政特许的一种。尽管就适当性原则的目的审查而言,限牌令的施行有合理的现实需求和考虑,但就合法性审查而言,仍然遭遇规制主体不独立、程序不合法的困境。探究限牌令是否在其他城市具有可复制性,要借助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效益分析。具体而言,成本分析应考虑规制工具的选择因素以及立法、执法成本;效益分析应着重于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据此,在中国语境下,政府规制应立足于提高规制型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加强公私协力和自主规制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发展公众参与型行政、完善替代性方案。     

谈服务行政理念下公安行政私法行为之凸显

行政私法行为因＂服务行政＂与＂生存照顾＂理念的泛起应运而生。在公安行政活动中借鉴和引入行政私法行为制度和观念,具有革新行政理念、转变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率的价值。但在公安行政领域引入行政私法行为时,需对其适用的领域和规则进行必要的限制,避免产生＂行政遁入私法现象＂。     

用成本审计提高激励性规制的效率

一引言“规制(regulation)”一般指政府以治理市场失灵为目的,根据有关法律、规章和制度,干预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活动的行为。在传统的新古典最优规制理论中,[1][2]对最优规制的分析是非常简单的:假设规制者和被规制的企业在规制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具有同样多的信息,因此运用直观的最优化方法,规制者就可以寻找到使其效用最大的规制政策,并要求企业按照最优政策的规定执行。然而,现实经济中的规制实践却远没有这样简单。以价格规制为例,按照新古典理论,规制者制定的最优价格应该等于企业的生产的边际成本,然而,在生产之前,规制者几乎…     

土地政策执行中基层政权的运作困境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国家对农村社会与基层政府进行整合的重要手段,土地政策可分为分配型、维控型与规制型三类。基层政府作为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实践中针对土地政策的分配、维控与规制功能而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与治理方式,并形塑了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困境。为此,以土地政策为核心,建构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者相对平衡的互动关系,从而既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又强化国家对基层政府的行为规制,是国家制定与完善土地政策的出发点。     

非诉行政执行的正当程序及其法律控制

非诉行政执行是人民法院根据行政机关的申请,依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行政强制执行。事实上,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序并无实质上的约束力而流于形式,从而放纵了行政权力的扩张,甚至使有限的司法权成为执行行政权的工具,其结果不仅是漠视和剥夺了行政相对人正当权益、损害了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目的,而且还削弱了司法权威。为此应当在行政强制执行理论范畴中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进行深度研究并结合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配置等要素,将非诉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从制度上重新整合,突破理论上的瓶颈和掣肘,完善法律救济渠道,在正当程序法律分析的基础上对行政强制执行予以法律控制,全面实现行政法制现代化。     

推进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合理化

合法性审查制度中的程序建设影响着合法性审查工作的质量,其规范和完善与否,决定着合法性审查工作能否落到实处并取得成效。可以通过对审查程序进行流程化规制、对审查程序时限予以统一、细化合法性审查程序运行机制、强化审查程序全过程公开等方式,进一步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程序,不断提高合法性审查工作的质量,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     

合理性原则下的行政不当行为之审视——对华侨夫妻在国外所生二胎子女回国落户问题的行政法思考

华侨作为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其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政府对于归国华侨给予适当的照顾,国内的有关政策并不一定适用于华侨群体.本文从对华侨夫妻在国外所生二胎子女回国落户征收社会抚养费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入手,以行政法的视角对其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了思考与探讨,认为应属于行政不当之行为.     

困境与出路：预防本位下“虐童罪”之设立——以浙江温岭颜某某虐童案为例

我国现行立法无法有效规制虐童行为,主张扩大虐待罪、故意伤害罪的适用范围或增设虐待被保护人罪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基于罪名所具有的针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功能和针对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功能,以预防为本位增设＂虐童罪＂是规制虐童行为的最佳选择。借鉴域外法之规定并结合我国当前立法现状,＂虐童罪＂的罪状应表述为＂以报复、取乐或侮辱为目的,虐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情节恶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