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重庆打黑行动中的媒体与司法

在打黑行动中,执法机关处理与媒体关系的经验有适度公开执法信息体现执法公正文明;签订保密协议防止办案人员擅自发布信息,尊重执法规律;及时回应媒体质疑满足人民知情权。打黑行动中人民法院处理与媒体关系的经验有通过分区就座等措施保障旁听权;通过庭外声音直播扩大公开的范围;独创审后答疑制度接受人民监督,值得在全国推广。重庆打黑行动中政法机关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应当限制证据内容和证人信息的公开、在司法公开中保护被告人的隐私、通过抽签排序方式获取旁听资格、直播民众特别关注的案件的庭审。     

人物

刘光磊：重庆参与“打黑除恶”律师达1400余人次 7月8日，重庆市第五次律师代表大会召开。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在大会上称，在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期间，重庆律师界为涉案当事人参与辩护代理的律师达1400余人次。     

重庆“打黑第一案”庭审实录

10月12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3楼大法庭，重庆“打黑第一案”——杨天庆涉黑团伙案公开开庭审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审判阶段的序幕由此拉开。     

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的三种模式

在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问题上,西方主要法治国家采用的模式是不相同的。美国采用的是不限制媒体的“司法自我约束模式”,英国采用的是“司法限制媒体模式”,而大陆法国家则采用了一种近乎“放任自流”的“司法向媒体开放模式”。中国的司法模式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规则模式上,应当采纳大陆法国家模式。     

论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交叉案件的处理原则——先刑后民原则的适用

“先刑后民”是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处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交叉案件的原则之一。目前,立法上关于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交叉案件处理标准的规定过于抽象,导致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对“先刑后民”原则适用较为混乱。因此,应当从明确适用标准和健全移送机制两方面完善“先刑后民”原则在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交叉案件中的适用规则。     

从英雄到小丑——文强的升迂与堕落之路

2008年，重庆市掀起的“打黑风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一地方规模最大的打黑行动。涉嫌充当重庆黑恶势力“最大保护伞”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一夜之间从正局级高官沦为阶下囚，这不仅意味着他官运沉底，其人生也就此改写，更引爆了社会舆论对重庆打黑的关注。     

阻止黑道的“红顶化”

2009年，最轰动的新闻莫过于重庆轰轰烈烈的打黑行动；打黑行动中最轰动的，又莫过于一大批红顶官人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同时相当数量的黑老大又分别顶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红顶帽子!与前台打打杀杀的黑社会小喽罗相比，这些黑社会的“白领”“红顶”们掌握着支配社会运转的最重要能量：权力、地位、金钱、人脉、暴力乃至通过慈善等活动占据道德高点，而在背后，     

论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互动关系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重点由立法向司法转变,媒体对司法监督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媒体与司法之间一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禁止"媒体审判"已经是国际新闻界的共识,另一方面要促使媒体监督真正成为司法公正的推进器。本文从审判公开、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三个概念分别与媒体监督的关系入手分析,提出建立合理的媒体监督模式,包括媒体应保持中立谨慎的态度、司法机关应建立配套制度、国家应加快立法步伐等。     

媒体过度介入司法之防范

自媒体时代,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的深入推进为媒体介入司法提供了丰富的司法信息和多样化的介入平台,但媒体过度介入司法现象频繁发生。正视并正确处理司法与媒体的复杂关系,警惕并防范媒体过度介入司法给法律价值与制度建设带来的冲击,应当从提高司法应对媒体能力、推动媒体自律、保持司法与媒体的理性距离等方面加以规范。     

港澳台黑社会组织渗透破坏和跨境犯罪情况浅析

随着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台海局势的变化及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近年来，黑社会犯罪较为猖獗。针对实际情况，佛山公安司法机关始终将打黑除恶作为严打斗争的重点，连续开展了以打击黑社会为重点的“s”、“F”行动。     

从诉讼调解到“消失中的审判”

美国著名法社会学家MarcGalanter教授从1980年代到2002年的三篇实证研究,通过大量数据和经验性资料对这一时期美国民事审判的动态发展做出了一种全景式的描述,其研究和分析表明,在案件管理的背景下,和解和调解越来越受到法官的认同,并带来了司法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司法逐步融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中,以致审判结案率和诉讼率整体持续下降,诉讼在当代法治和法律发展中的作用开始降低。由此,有关诉讼爆炸的神话、传统的对抗性诉讼程序及其价值受到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司法改革及功能转变的契机。当前,这种发展本身并未终结,也不意味着审判的消失将成为一种普适性规律,但这一历程以及格兰特教授的研究方法,无疑能对我国法律界有关司法、诉讼和调解的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启示。     

法官如何正义地思考——因应网络舆论的司法行为理论

在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运用兼容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法官思维,是化解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紧张关系的必要之举。从司法正义的思维流程上看,法官必须把握契约前设、环境认知、原则建构、程序操作诸方面的关键要求,尽力涵摄网络舆论正义吁请的个体主义、国家主义和传统主义特性。因应网络与舆论的司法行为理论要求以科学发展的思维,实践司法均衡的理想;以灵动的司法政策调控,应对多变的民意和舆论;以协商民主的方案,整合网络舆论的异议,增进司法民主功能。     

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发展——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切入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试谈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传媒监督因其居于舆论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对遏制司法腐败、维护社会正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对传媒监督的制约机制,传媒监督对司法公正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正确处理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分析传媒监督存在的误区及原因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十分必要。     

论犹豫制度的刑事政策功能

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历史表明,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使得司法程序在贯彻刑事政策中体现出了独立的价值。犹豫制度就是通过赋予刑事司法机关程序上的裁量权,从而使其发挥追求个别正义、促进司法的人性化与谦抑化等刑事政策功能。我国刑事政策的司法化途径应当注重强调法治原则并通过赋予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方式实现。     

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契约自由——以格式合同为例证

吉尔莫所谓的契约之死,无非是契约自由的丧失,也即和契约正义"合体"的契约自由的丧失。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由"合体"走向背离,是因着"主体平等"和"完全自由市场"在垄断的语境下不复存在。格式合同的出现成了契约自由背离契约正义的典型例证。在格式合同中,合意和选择失去了意义,契约自由背离了契约正义从而走向了形式正义的泥沼。将实质公平理念引入契约自由原则,或许能带来契约的再生。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格式合同,通过国家干预性质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实现格式合同中自由与正义的"合体"。本文以格式合同的典型司法案例为例证,研究了如何将经济法关于实质公平的价值理念引入格式合同的民商事审判,以探索一条如何达致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新的"合体"以及契约自由再生的司法实践路径。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Columbine shooting on federal sentencing outcomes

School shootings are not a new phenomen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nternationally. In comparison to other acts of violence experienced by youth, such tragedies are uncommon but garner extensive media attention. The Columbine High School shooting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across a broader range of issues than any other school shooting, with only the Sandy Hook tragedy rivaling it for media atten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olumbine shooting, public sentiment regarding violence in schools became a central point of contention that bred fear and panic. Given the embeddedness of judges within the larger community context and the effects of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on sentencing outcomes, we wondered if the Columbine shooting – via moral panic and community upheaval – might have had an impact on judges imposing criminal sentences.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the Columbine shooting on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outcomes, the current study uses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data from 1998 through 2001. In doing so, it contributes to the extant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embeddedness of judges within communities and answers recent call for more research on the temporal context of sentencing disparities.     

“媒体审判”的防治

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外相关法例的比较考察,立足于我国的法治实践,分析了媒体审判与树立司法权威的关系,并且指出:对于确保司法公正来说,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上,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都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两者的界限使得彼此能够尽可能的和谐共存,并由此对界限之内的新闻自由予以更加有力的保护,对超出界限之外的不当报道和评论加以有效防治。在合理界定媒体自由报道和评论司法的界限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三种关系的平衡:其一是维系司法权威的成本与收益和保障新闻自由的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其二是新闻自由权利与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之间的平衡;其三是国情与公理的平衡。     

裁判请求权保障与法院审判人员的优化配置

在实行法官员额制改革过程中,必须一并考虑法院审判人员的分类管理和优化配置问题。在民事诉讼中,为保障公民的裁判请求权,对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必须配置入额法官;对于非讼案件的审理、诉前或审前的法院调解以及立案登记等程序事项的处理应交由司法实务官进行,从而让法官专注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判,以更好地落实公民的裁判请求权保障之宪法理念。司法事务官不同于助理审判员,其不能审理所有的民事案件;司法事务官也不同于法官助理,司法事务官不是法官的助手,其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司法事务官不是宪法意义上的处理民事纠纷的法官,司法事务官不必进入法官员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