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目标选择与“行政推动”

关于城市社区建设，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目标选择问题，二是城市社区建设中的“行政推动”问题。     

用社区自治推动数字化城市管理——以北京朝阳区为例

社区自治不仅仅是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基础,只有高度重视社区自治,加强引导,避免行政力量过度干预,从体制上培育社区自治的良好环境,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管理,密切城市监督管理员与社区的联系,数字化城市管理才能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行政社区”的困境及其突破

“行政社区”这个概念,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在地域范围上与行政区划基本重合,社区建设的一切项目、活动和事业,都离不开街道办事处的策划、组织、资助乃至操办。因此,严格地讲,与规范概念对应的那种“社区”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于是,本意为减轻政府负担的城市社区建设,因为行政的包揽反而使社区成为政府的又一包袱。突破“行政社区”困境,打破行政与社区过于密切的关联,已经成为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个方向,这也是城市基层管理的内在要求。     

行政力与自治力之契合——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创新思路

网格化管理作为行政力量应对碎片化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举措,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持久性不强、运行成本高、抑制社区自治、全能网格等问题,导致这种行政管控型体制难以与社区自治力量有效衔接。面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形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在于推动社区自主建设,促进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型,加快服务职能向专业性服务组织转移,充分满足居民的服务需求,实现行政力与自治力的精准对接。     

社区民主自治与基层民主建设

基层民主建设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制度为扩大城市基层民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法制化的平台.本文阐述了社区民主自治对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城市社区自治制度的主要内涵及发展现状,并就如何继续推进社区民主自治促进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问题作了建设性探讨.     

城市社区自治: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必然路径

城市社区自治孕育了政治参与的主体,培育了成熟的社会政治基础,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在实践中创新了公共服务管理模式,坚持了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成功纾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然而城市社区自治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居民参与动力不足、内部建设缺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外部保障不足等制约因素和突破难点,需要从居民政治素质、制度建设、行政转型以及社会整体性治理四个方面来完善社区自治,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社区管理体制涉及我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取向,以及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及与行政相调适的问题,目前主要存在行政化和自治能力不足、参与机制不完善等现实困境。解决社区行政与自治的调适问题应区分社区管理体制的两种理解,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和自治机制,明确界定社区自治的内容和范围,构建居民群众广泛参与和自主决策、管理、服务、监督的自治机制,构建社区与政府双向互动的议事协调机制。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调查报告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论述了城市社区建设出现的一些特点,街道已是政府在社区行政管理系统的核心,街居层面上的社区社会服务系统已建起,社区居民的自治参与系统也正在构建。同时,剖析了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有针对性提出了完善社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策略,以期为城市社区建设提供参考。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一条中国化道路--演变历程、轨迹、问题及对策

社区自治不是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而是居民权利表达与实现的制度安排和过程.社区自治是一个多元的权利与权力的生态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初步显示出一条中国化道路:从"小社区局部自治"到"小社区全面自治",再从"小社区自治"到"大社区自治".     

有限度的行政与自治: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建构的逻辑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积极推动城市社区建设运动。在实践层面,各地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层出叠见。现有文献从类型学的角度把单位制解体后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分为三种类型:行政主导型、自治型、混合型,并对不同类型的优劣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然而,现有对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建构的认识有不足之处,其主要根源在于没有理清行政权和自治权的关系。行政和自治是基层社区中一对张力,二者交叉相容,呈现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建构的逻辑。     

社区居委会权责应规范

正尽管社区居委会在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目前情况下,其在实施管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身份尴尬,权责不明。居委会本是居民自治组织,而非国家行政机关,在政府与社区居委会之间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但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并没有把居委会当做居民自治组织来对待,一些本不该或者社区居委会不具备相应能力完成的行政事务,占用了社区居委会工作大量时间。     

城市社区自治的问题与对策

妥善解决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社区自治建设的前提。在社区自治建设中,关注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运用现代治理理念,加强社区自治、治理组织体系与机制的构建,是实现城市社区自治的关键。社区工作者是社区自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该组织的健康发展,是社区自治建设的重要保障。     

公民社会视野下的城市社区依法治理--以杭州市为个案

本文从公民社会理论入手,指出社区依法治理是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了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涵义。文章以杭州市社区依法治理为案例从“法”的设置、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和法治意识等三个方面试图构建城市社区依法治理这一社区自治模式,指出法治与自治相结合是我国城市社区今后的发展趋势。     

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社区管理体制

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物质、制度和人文三方面条件中，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社区管理体制。传统的“行把社区居委会变成了基层政府的“腿”。功能“二元化”政化＂社区管理模式混淆了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质，使社区的角色发生了错位，社区管理模式将社区居委会原先承担的“行政”职能和适应社区发展的“自治”职能混合在一起，使社区的角色出现“双重化”，既要作居民的“头”，又要充当政府的“腿”，社区治理多元混乱、无序。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和完善现有的“议行分设”模式，全面推行社区居委会直选，加强社区组织建设；理顺政府和社区的关系，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权力。     

“城市社区建设:观念变革与体制创新”笔谈──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和推进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肇始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如果说早期的城市社区建设主要着眼于社区服务，那么现在的城市社区建设正转向以社区自治为突破口，以社区组织建设为重点推动社区事业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如何处理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治理与自治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继续深化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因此，重新审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既不排斥对西方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经验的借鉴，又考虑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独特性和阶段性，探索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的城市社区建设之路，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的共同使命。本刊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推出一组笔谈，以期促进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观念变革和体制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历了20多年,目前遭遇了一些困境,比如：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关系错位;社区自治组织不能满足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城市社区民主制度不完善。为走出这些困境,在建设工作中应注意做好以下几点：完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形成居民的有序化参与格局;理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合理利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