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路径选择

十八大以来,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中国政府行政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然而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合作共治中有怎样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出现的合作共治才能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的优越性,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合作共治的发展和完善。据此,本文在界定社会组织的基本内涵与合作共治的领域边界的基础上,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希望对合作共治公共治理新模式的推行有所裨益。     

数字化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模式系统重构问题思考——基于浙江衢州市“三通一智(治)”的实践探索

以数字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是当下社会治理的热点。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道路上,浙江衢州市以数字化改革为动力,通过价值、职能、技术多维度重构,打造“三通一智(治)”平台,实现了行政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变,推动了社会治理服务供给的改革与创新。衢州市坚持党建引领为数字化社会治理改革的核心要义;创新、融合、赋能为数字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模式重构的选择路径;行政主导转向服务优先为数字化改革下社会治理模式提升效能的基本逻辑;社会“智治”回归到社会“自治”为社会治理的内在要义,从而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自主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价值及困境

基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程度,可以将社会管理模式分为三种:政府一维单向度的管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社会自治模式,其中,社会自治模式又可分为他组织主体治理与自主组织治理两种次生模式。三种治理模式各具特点和优势,都有自己适合和无助的公共问题情景。自主组织因其主体间的民主化、平等性及利益共同体的性质,在类似于"公共池塘"的利益共攸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上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也因自主组织权威的非法定性、主体利益的分散性,以及对于公共问题的可治性等原因,在其构建及运作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     

“自主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价值及困境

基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程度,可以将社会管理模式分为三种:政府一维单向度的管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社会自治模式,其中,社会自治模式又可分为他组织主体治理与自主组织治理两种次生模式。三种治理模式各具特点和优势,都有自己适合和无助的公共问题情景。自主组织因其主体间的民主化、平等性及利益共同体的性质,在类似于"公共池塘"的利益共攸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上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也因自主组织权威的非法定性、主体利益的分散性,以及对于公共问题的可治性等原因,在其构建及运作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     

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一个“主体需求—制度结构”的分析框架——基于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文章构建了分析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制度调适逻辑的“主体需求—制度结构”框架,并结合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进行阐释。制度调适的动力来源于主体需求的存在,因此基层制度调适的起点就在于准确识别治理主体各自的需求。在街道范围内,上级党委和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社区居民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三类主体,分别产生了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及自治需求。政治需求涉及基层党建创新和治理任务达标,社会需求涵盖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承担社会责任,自治需求则表现为居民的自治呼声。每类需求经由不同的渠道传递到街道层面,推动街道以不同的制度类型加以回应,而制度类型是通过制度结构进行区分的。制度结构的不同体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化组合。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治需求分别通过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命令指导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的支持引导型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协商互动型制度来实现。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

有效应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现实难题.提高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在于: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参与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模式.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三重机制与变革路径

政府购买是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重要途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融合创新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优势,并呈现出新的供给机理和特征。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实践中,三重机制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少问题与困境,制约了政府购买的效果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三重机制的问题分析,在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渐进改革的推进中,要加强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引导,完善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以增进竞争为核心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程度,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为核心增强公共服务社会化供给能力,以理性的社会参与扩大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社会基础。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关联、社会行动与路径创新

"模糊经验粗放"是基层公共服务治理亟需克服的"木桶短板"效应.面对基层公共服务经验治理、资源错配、协同乏力、方式模糊、标准缺失、技术粗疏与管控粗放同存的困境样态,破解基层公共服务建设"短板",探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服务体制机制转换、知识工具支撑、现实窘境倒逼和治理绩效目标追求的逻辑必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要以科学性、整体性、协同性、规范性为原则,以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规制引导、"精明行政+社会服务"双元机制建构和问责机制的设计,对"政府核心—社会多元"行动者进行有效引导.从服务价值创造、主体服务职能厘定、府际跨部门协同聚合、多主体合作共治、网络智能互促融合等层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实践的行动路径创新.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自主与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逻辑与模式

伴随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各地探索出不同形式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表现出了独有的治理特征与差异化的参与模式.借鉴嵌入自主性理论,从社会组织而非国家的"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属性着眼,构建一个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的参与模式分为基层自治型、协同共治型、行政主导型等三种有效治理模式,并运用相应的实践案例对其解释力进行分析.由此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何以能够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共生,并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不同参与模式可能发生的类型变迁及相关治理建议.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探析——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

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践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介于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和完全市场化之间,可以实现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可以激发政府能力、社会动力、市场活力,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满足公众多层次文化需求。根据公共文化服务的属性和江苏省南通市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严格绩效评估是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关键。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困境及消解——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现实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预估不足、盲目乐观;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疾控机制有缺陷;舆论引导能力不足;政社对接不畅,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等问题。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治理能力应多方联动,构建“合作共治”治理模式;做好预防,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云治理平台,推进治理内容精细化;合理引导舆情,做好信息管理工作;明确基层政府角色定位,强化职能担当;构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机制,提升治理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探析

多元社会治理模式表征着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合理性基础被打破,政府不再是惟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一模式的具体形态受到诸多环境条件的约束。目前,中国公民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实际供给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治理水平面临严峻的挑战,必须对原有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最终形成多元社会治理的格局,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     

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与发展面向——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改革为例

以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推进高效率行政组织体系建立,是适应数字政府建设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文章基于扁平化组织理论,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的扁平化改革实践为例,考察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基层治理“扁平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县域治理体系,推进了县域治理结构、体制、机制、价值等全方位变革,突破了传统科层制政府的局限,具有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政府组织模式转型的双重作用。尽管龙港市全面取消了乡镇（街道）层级,但依然存在扁平化改革不彻底、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制度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深化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需要坚持数字赋能、多元共治、为民服务与行政赋权等目标导向。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深圳社区治权的来源与分配研究

社区制改革以来,深圳社区治权主要来源于政府对其所掌握的公共治权进行分配,一是对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分配了社区治权,形成了国家——自治“两权共治型”社区制;二是将社区工作站所掌握的公共治权授权给社会组织,进而建构国家——社会——自治“三权共治型”社区制.在对三权共治尤其是共治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论抽象后,本文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民主秩序,即“三权共治”的“共治民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