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对华军事战略评析及对策思考

在国际政治正重回“大国竞争时代”的背景下,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全球、全方位、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对华军事战略包括军事战略目标、地缘战略重点、军力资源配置、作战思想、军事装备技术竞争等多方面内容,在美国对华战略判断日益消极的前提下,中国军力的发展、战略空间的拓展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将受到深远影响。针对中美实力对比、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中美军事冲突等,我们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自主回应“大国竞争”,军、政、经等多领域配合,“拆解”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努力寻找和扩大中美共同利益,缓解美国对华敌意。     

从接触到竞争: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转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调整之前遏制中国的政策,开始实行对华接触以共同应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这一战略历经反复曲折而最终在90年代末定型。美国接触战略的重要内容是"经济接触",即通过大力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促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奥巴马政府时期,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的经济接触增加了一些"经济防范"的因素,但总体而言其接触的方向没有变化。从2015年开始,美国国内掀起了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其核心论题就是美国的接触政策是否已然失败。2017年底,美国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随后中美在2018年爆发了空前的"贸易战"并持续至今,这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美国经济接触的终结,新的"经济竞争"态势拉开序幕,标志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型。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因而经济接触的终结和经济竞争的开始和演进,将会深刻改变中美双边关系乃至整个全球秩序。     

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

作为大国的一种对外战略调整行为,战略收缩既具有以节约战略成本来缓解国际压力的传统内涵,又具有积蓄和集中战略资源以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积极面向。根据战略资源集中程度、竞争对手数目变化、强硬手段运用等指标,崛起国也有可能实施必要的战略收缩。作为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崛起大国,1920—1927年的日本与1953—1960年的苏联都曾短期推行过成效显著的战略收缩,却都在不久后骤然逆转为战略扩张。超越对战略收缩弊端、崛起失败原因、过度扩张根源等问题的既有讨论,可从战略收缩本身的内在风险中寻找崛起国类似战略调整自我蜕化的机理。具体而言,日本和苏联重塑大国协调的努力虽然缓解了体系压力,却无法消减对手的威胁认知。专注于经营周边的谋划虽然改善了安全环境,却难以塑造自身的国际权威。推行国内改革的举措虽然开启了战略竞争模式转型之路,却因弥补国内政治合法性的需求而转变为自我加剧国际竞争烈度的短视行为,以致发生战略收缩的悲剧性逆转。如何化解战略收缩的内在风险,使其助益于大国持续崛起,将是旨在主动创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崛起大国务须深思的课题。     

数字技术创新与国际战略竞争

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正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与此同时，其也给国家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战略压力，网络攻击成为国家难以回避的安全威胁，数字技术能力及其与其他国力要素的融合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围绕数字技术国际规范的激烈论争。为缓解数字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国家的总体应对思路可概括为实力路径和规范路径。就实力路径而言，无论是网络威慑还是同盟合作，其核心都是寻求数字和物理空间实力/影响力的有机融合。就规范路径而言，尽管国际社会推动网络和数字技术国际规范的努力有所进展，但随着数字技术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体系大国就相应国际规范达成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兴起推动了大国战略竞争的转型，但尚未给国际冲突带来颠覆性变化，其原因在于目前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水平仍难以突破传统军事能力的约束。展望未来，数字技术与其他国力要素的融合仍将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所在，而推动同盟/伙伴关系拓展至数字空间以及国际规范论争，也将是数字时代国际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遏制与合作：后危机时代美国对华经济政策解析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加速了中美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同时更加深了美国对华经济依赖。相对实力下降加上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美国仍将对华采取＂遏制性＂经济政策,中美经贸摩擦不可避免。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上升和中美经济依赖关系的加深,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合作性＂也在不断增大。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后危机时代的中美经济关系必然会在摩擦和调整中不断扩展和深化。对此中国应有清醒认识,并从战略高度上采取应对之策。     

现代政治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

世界已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调整变革。面对大变局的历史走势,美国意图以冷战时期的联合阵线推行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重拾政治战作为大战略的重要手段。现代政治战不仅延续了意识形态争控、非战争冲突较量等传统模式,还结合时代之变、科技之变,综合运用舆论战、认知战、混合战等冲突形态,将西方的体系化霸权优势转化为全域政治战攻势,并在俄乌冲突中验证了其战法及效果。本文旨在分析研究政治战在美西方的历史传承和当代演变,呈现当前大国博弈在政治领域的复杂对抗态势,审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政治战风险,为加强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提供借鉴和思考。     

透视战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

二战后,日本对华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重塑其在中国的形象、重新赢得中国的理解与信任、促使中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经济与文化援助、外向型的文化教育、对华宣传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对华公共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受其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受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战略等方面矛盾的掣肘,日本战后对华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为何曾长期延续?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执行四十余年的对华接触政策不仅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还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这个惠及多方的政策选项,近年来却在美国战略界的质疑声中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理解这一政策为何曾在过去长期延续,就成为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在界定接触政策的基础上,对聚焦这一问题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实力优势、相互依赖以及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促使美国长期对华接触。另一种观点认为,战略精英、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推动美国长期对华接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战略欺骗与克制说服美国长期对华接触。这些观点都存在不足:结构约束只是减少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选项,并不能说明美国选择接触政策的原因;国内政治固然会影响美国对华接触的战略判断,但中国因素也不容忽视;中国对美战略虽有说服美国对华接触的可能,但目前仍缺乏可靠的实证分析。由此可见,结构约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相对有限,学界必须更加重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引入大国竞争以达到战略均衡与通过“东盟方式”建立地区合作机制,这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进程中并行的两种战略,大国竞争究竟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动力还是障碍？作者在总结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国竞争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尽管大国竞争在冷战时期为该地区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而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冷战结束后该地区部分国家在加强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的同时,希望通过引入大国竞争达到战略均衡并为地区经济合作创造一个稳定而安全的战略环境,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东亚国家若要继续深化地区经济合作,必须进行新的战略选择,而战略选择的关键是,如何从目前通过引入大国竞争以满足部分国家的利益而全面转向通过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寻求地区共同利益。对大国竞争过分依赖的战略不但会影响地区共同利益的构建,而且会削弱甚至阻碍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深化。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浅析

近年来日本对华环境外交力度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其对华经济外交的重要支柱。日本自1989年在世界各国中首倡环境外交以来,一直将环境保护视为拓展日本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不断提升环境外交的战略意义。日本对华环境外交的特点主要是签订双边协定夯实法律基础、完善合作机制加速合作进程和建立多种渠道推动全面环境合作。虽然日本强化对华环境外交的背后有着试图在中日政治博弈中获取更多话语权、为日本的环保产业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目的,但同时也为促进中日经济合作、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美国地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地方因素在美国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地方因素不但可以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还通过自己独立的对华政策与中国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接触。做好美国地方的工作不但可以促进对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工作的开展,也有助于拓展中美关系的领域,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具有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美国台海政策演变与要害分析

美国台海政策随着美全球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当前美国台海政策新变化,即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美台军事安全合作大幅提升,正进入新的高度,美国台海政策主要出于美霸权利益考量,美国通过曲解“一个中国”原则与维持台海所谓“现状”企图达到两岸长期的“不统”、“不独”与“不战”状态,以便美国长期操控两岸、从中渔利进而防范延缓中国的崛起。然而,随着两岸各自的变化,美国左右逢源、平衡两岸的台海政策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矛盾与巨大风险,并将因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而难以为继、濒于破产。     

勃列日涅夫维护稳定举措分析

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苏联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勃列日涅夫有意维护苏共高级干部的权益,以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这样不仅造成“老人政治”,而且使干部队伍素质低下.勃列日涅夫通过克格勃强化思想控制,通过军警压制社会群体性事件,以大量出口石油换取美元购买粮食等物品解决民众日常生活需求,用经济政策向民族地区倾斜的办法缓和民族矛盾.勃列日涅夫时期实现了社会稳定,但积累了矛盾、掩盖了问题,苏联的最终失败是必然的.     

高科技互联网公司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美国信息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崛起的高科技互联网公司聚集了大量的市场和技术资源,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在美国国内政策以及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对高科技互联网公司的政策偏好以及行动策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争取将新近崛起于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方发展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理性参与者和维护者。首先是对高科技公司关注的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议题进行积极回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在上述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环境的改善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符合中国长远的发展利益。其次是加强中美两国从政府、行业以及公司层面的高科技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最后是突出强调高科技公司多元文化价值观中的世界多样性原则,争取其对中美两国"和而不同"的新型关系的理解和支持。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世界并不构成威胁,而是对世界多样性的贡献,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在尊重彼此价值观的基础上互利合作,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技术权力、技术生命周期与大国的技术政策选择

大国技术竞争是指国家行为体综合运用各类政策手段争夺技术权力的过程。技术权力可分为强制性权力、网络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技术竞争往往是一个长时段的互动过程,可能涵盖一个或多个技术生命周期。各类技术权力在一个技术生命周期内出现的时间有所不同,技术权力的积累在两个技术生命周期的交替期也可能呈现延续或中断的不同走向。这意味着在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竞争主体的政策选择将依据技术权力的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美、俄、中、欧在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的博弈以及美、欧、日、中在移动通信领域的竞争,均鲜明体现了驱动国际政治行为体开展技术竞争的意愿因素(获取权力)以及它们在技术发展相应阶段的政策选择。前者仅涉及单个技术生命周期,后者则包含多个时间上紧密衔接的技术生命周期。中国是当前大国技术竞争的主要参与者。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注意把握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因时制宜,选择与技术发展阶段匹配的技术政策,并针对下一阶段技术发展的重点方面提前进行布局,以坚持自主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为基本原则,通过科技创新掌握技术权力,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售台武器及其政策的确立

卡特政府 1979- 1980年曾考虑向台湾出售一批先进武器 ,其决策过程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同时进行 ,影响了美方在建交谈判中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卡特政府的决策过程为此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确立了模式 :售台武器是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而被使用的 ;其决策过程是一个官僚政治斗争过程 ,总统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最大的和最终的发言权 ;国会具有很大的影响能力 ,但并不参与决策本身。     

“战略模糊”：目的与手段的妥协——浅析美国台海政策的实质

战后美国的台海政策一直是以"战略模糊"为其核心特征的。历史上,意识形态、现实(战略)考量以及其他政策限制等因素共同决定了美国,在可能的台海政策选择中,最终采纳了以实质上的亲台政策为目的,以"战略模糊"为手段的折衷政策。目的的清晰性与手段的模糊性反映了美国台海政策的实质,并对今后台海关系走向具有重大的启示。     

解析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霸权:产业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世纪中期,美国出于军工需要孕育产生了最早的半导体产业,并长期执世界之牛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半导体技术逐渐向全球扩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先后在该领域崭露头角,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发展格局也从"一枝独秀"转变为"百花齐放"。然而,近年来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对华为的强力打压表明,尽管半导体的产业分工已高度全球化,而且美国本土的半导体生产和制造也确实相对衰落,但美国在该产业仍拥有十分强悍的霸权地位,且主要体现在其产业控制力而非产业竞争力上。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规模空前的"芯片战争",不仅对相关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对整个中国信息与通讯产业的升级都构成了严重阻碍,彰显了美国巨大的产业权力。美国这种产业权力源于其对半导体产业在技术链、金融链和消费链三个方面所拥有的强大控制能力,这种产业控制力并没有因为其产业竞争力的衰退而有所减弱。它们具体分别体现为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对核心技术和高端研发的控制,对主要半导体企业在融资渠道和股权结构方面的控制,以及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产品买家而形成的市场控制。技术控制、金融控制和市场控制,共同构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霸权的三个基石,确保美国在产业竞争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仍具有强大的产业权力。这种建立在技术—资本—市场基础上的三维分析框架,也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逆势崛起与战略突围提供了一些对症下药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