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腐败犯罪污点证人作证豁制度勾建要论

腐败犯罪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是国家为了追诉某些严重腐败犯罪而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的妥协和限制,并非污点证人的权利.确立腐败犯罪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是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贯彻严厉惩治腐败犯罪刑事政策、缓解腐败犯罪取证难困境和提高腐败犯罪诉讼效率的需要,且其不违反刑法基本原则,具有道德相容性,与司法腐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具有现实可行性.构建中国特色腐败犯罪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可从作证豁免的类型、对象、条件、程序、保障措施等方面入手.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运用特殊侦查措施之思索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简称<公约>)对腐败犯罪等特殊诉讼对象设立了特别的侦查措施,而我国尚没有体现差别原则的特别侦查措施.笔者认为我国应同国际接轨,与<公约>规定的一些措施同步,赋予职务犯罪特殊的侦查措施,以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     

论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及中国的回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从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历程回顾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集中体现了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高度重视腐败犯罪问题;主张建立健全的腐败犯罪预防机制;设立严密的腐败犯罪刑事法网;针对腐败犯罪的特点设置特殊的诉讼规则和处罚措施;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注重腐败犯罪中的资金追回等六个方面。中国应当顺应国际反腐败犯罪趋势,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刑事规制与检察综合治理

新修订的反垄断法调整刑事责任条款并新增民事公益诉讼条款，既强化了对平台经济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更对检察机关融入反垄断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检察机关须秉持系统整体理念、关联协同理念、动态回应理念和谦抑平衡理念，融入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格局的刑法规制体系、检察监督体系和数据合规体系。刑法规制体系的建构重点在于明确垄断犯罪构成要件，适用准用刑法模式规定垄断禁止行为之罪；遵循行政优先原则，对核心卡特尔行为采取“双罚制”惩治；建立健全证据适用、行刑衔接等诉讼机制，加强对危害数据安全犯罪和涉平台经济垄断腐败犯罪等关联犯罪的打击。检察监督体系的建构关键在于大力实施平台经济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同时，增设反垄断行政公益诉讼，引导行政监管部门依法全面履行垄断监管职责；探索支持起诉机制，克服反垄断私益诉讼的不足，保障市场主体平等自主交易。数据合规体系的建构核心在于以协同共治原则、分级治理原则和奖惩结合原则为导向，将平台企业数据分为无条件开放、有条件开放和非开放三种类型，发挥好“吹哨人”和惩戒机制作用，培育平台企业的合规竞争文化。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为切入点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表面上有违直接辩护和参与原则,有侵犯被告人诉讼权益之嫌.但依据《公约》规定的精神,针对腐败案件而设立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其关注的重点并非如何将被告人绳之以法,而是如何快速有效地追回腐败犯罪所涉及到的资产,它将被告人的诉讼参与权与被害人的财产赔偿权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这不同于传统司法理念那样将国家的追诉权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对立.故只要按科学的制度实施,就同样可以做到打击犯罪与守护正义的平衡.     

腐败犯罪刑事推定若干问题研究

确立腐败犯罪刑事推定规则,有助于破解腐败犯罪证据收集困境,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契合当前严厉惩治腐败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腐败犯罪刑事推定的适用,应遵循相应的推定规则.腐败犯罪追诉中运用刑事推定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我国刑事立法中有腐败犯罪刑事推定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也运用了刑事推定,但存在推定的程序性规则匮乏、推定适用范围狭窄、推定适用的对象有限以及实践中运用规范化程度不够等缺憾.推进我国腐败犯罪刑事推定的发展完善,可从非法所得的推定、腐败犯罪主观要素的推定、贿赂行为的推定等方面的完善着手.     

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应遵循的原则

基本原则是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构建中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刑诉法当中并没有专门的未成年诉讼程序,因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含糊不清。本文就该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阐述了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中应遵循的六大原则。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双重可罚性引渡原则研究

双重可罚性原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腐败犯罪引渡的首要原则。双重可罚性原则与引渡的其它原则,如双重犯罪原则、相同原则以及相互主义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了促进对腐败犯罪行为的国际引渡与合作,《公约》还规定了双重可罚性原则的例外。我国现行《引渡法》确立的是双重犯罪原则,因此有必要修订为双重可罚性原则,并在腐败等犯罪行为上突破双重可罚性原则的限制。     

论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的特殊性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有其特殊性，在任何单位犯罪中，均以犯罪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为被告人；在犯罪单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要注意被告范围的特殊性。诉讼代表人属于被告一方的当事人，但又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同于证人、辩护人和委托代理人。单位犯罪案件实行个人被告随单位被告由同一法院一共管辖。在起诉制度方面，对单位被告和个人被告实行一并起诉或一并不起诉的原则。对单位犯罪案件的强制措施，应根据强制措施的不同对象和客体分别设置和选择使用。     

“司机腐败”是权力失去制衡的必然泛滥

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除了“夫人腐败”、“子女腐败”、“秘书腐败”外，一些领导干部的司机参与腐败犯罪的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4月18日《半月谈》）     

论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的价值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价值是人们通过自己对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的效用和意义的认识，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去追求并希望单位犯罪诉讼程序所应当具有的且能实现的特殊理想目标。作为价值体系中法律价值的子系统，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价值同样具有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和价值关系三个要素。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的价值目标是多元的，表现为维持单位犯罪诉讼秩序、实现单位犯罪诉讼公正和保障单位犯罪诉讼当事人权利。     

试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

试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陈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是指法律规定的专门适用于已满１４岁未满１８岁人犯罪的特别程序。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各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处罚原则都作了明确规定。虽然各国在...     

“腐败暴力”犯罪及其防治

腐败暴力犯罪是私欲恶性膨胀的领导干部，谋官害命的极端腐败犯罪行为。本文剖析了此类犯罪的主客观特点和犯罪根源，提出了要加强思想教育、权力制约、重点惩治、民主政治等方面建设，使其不想犯罪、不能犯罪、不敢犯罪的对策。     

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另一种动力——腐败犯罪死刑适用不平等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即将对我国生效，这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外刑罚制度存在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分歧，使得我国在打击腐败犯罪的过程中出现死刑适用不平等的结果，这反而又成为了刺激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一种动力。这一现象的出现将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产生消极作用，同时也会对我国法治建设带来负面影响。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为了追求法律对公民的平等适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只能是：要么在中外双边引渡条约签订过程中，请求对方放弃坚持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要么我国废除对腐败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     

论刑事程序中的诉讼及时原则

诉讼及时原则是刑事程序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该原则的贯彻实行需要期间制度、集中审理制度和简易程序制度等加以保障.诉讼及时原则对控制犯罪、保障人权和提高诉讼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价值的侧重点应为保障人权.我国立法在对这一原则的规定上存在着重大疏漏和缺陷,应当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以保障该原则的贯彻实施.     

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适用

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适用顾晓敏龚望林修订后的刑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和处罚原则，在分则中又对各种单位犯罪的罪状和处罚作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长期困扰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有关“单位”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和是称之为“单位犯罪”还是“法人犯罪...     

单位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研究

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定罪及处罚原则、具体犯罪类型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刑事诉讼法关于单位犯罪的具体刑事诉讼程序却未予涉及。本文针对单位犯罪不同于自然人犯罪的特点，详细阐明了单位犯罪刑事管辖权的具体确认，并对单位参与刑事诉讼的方式的理论分歧进行了比较分析、论证，确立了诉讼代表人说的规范性与科学性。     

论国际腐败犯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项全球性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专门法律文书；国际腐败犯罪是该公约确立的一种新类型的国际犯罪，构成了公约的基本内容．本文根据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对国际腐败犯罪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提出了国际腐败犯罪的概念，提出了“国际腐败犯罪属于国际犯罪的范畴，具有国际犯罪的基本特征”的观点并进行具体论证，进而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综合分析和论述了国际犯罪的构成特点．并且认为，这种新型的国际犯罪还必须转化为各缔约国国内法的犯罪形式，成为各国国内法律规制的一部分，才能有效地制裁腐败犯罪。     

诉讼欺诈的犯罪化

目前对诉讼欺诈的刑法规制出现法律上的非犯罪化与事实上的犯罪化并存之状况,不利于司法实践。诉讼欺诈犯罪化有其合理性、正当性,诉讼欺诈应适度犯罪化。     

我国贪污贿赂犯罪沉默权研究

沉默权对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惩治腐败分子的消极影响成为社会公众和司法实务界无法接受沉默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沉默权对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利弊各存。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适应中国国情,兼顾诉讼效率,先确立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待条件成熟时,再明确规定沉默权;同时,要建立或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既保证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落实,又使其对查处贪污贿赂犯罪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