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育投入行为选择模式的建构

教育是一种复杂性社会实践活动，教育是一种面向人的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会发生各种复杂的关系。因此，教育是一种不可预期的行为。由于教育的未来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这种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使构成教育可选择的客观前提。因此，受教育者及其家长根据自己对教育服务的需求进行不同的教育投入行为选择。本文通过对衣民教育投入预期性和风险性的分析，阐述了农民在教育选择过程中对生存教育取向的偏爱，并提出教育投入过程中投入——回报异质性特点的选择模式。     

学校教育价值的失落与复归——师生关系的社会学解读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当代社会学家剖析现代生活、反思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迷失、探询生活本真意义的一个重要视角。师生交往是教育实践范畴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是学校教育价值的根本体现，也是实现这一价值的重要途径。对师生交往的历史与范式的不断探询，其意义不单单在于能够对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不同时期的水平作出生动的揭示，还在于通过对真实、普遍的师生交往的审视和质疑，能够有效地折射出支撑这一关系的磐基，因此，它是评判教育发展与革新的重要指标。     

董事与股东利益冲突的博弈论视角解读——以公司反收购行为为例

法律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制度性安排，是社会秩序的制定者。同时，法律也是人的行为的科学。它的力量和生命源于人。而人的生活又外在地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真正把握法律变化发展的内在力量，必须深入探讨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运动规律。本文运用行为科学理论和博弈论观点，对公司董事和公司股东在收购和反收购中的利益冲突现象进行分析和解构。     

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教育

全球化趋势使人类日益结成为一利益共同体，要求人类树立全球意识，要求学校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虽然全球化进程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加，但国家、民族仍然是构成人类的基本单位，国家利益仍然存在，因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当代仍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学校政治教育既引导学生认识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性，又应引导学生把握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的新特点。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问题更加尖锐和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学校应对新一代进行正确的民族观教育。     

论家庭、学校教育不当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有句古语：“篷生麻中不扶自直”，还有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明了环境对人的身心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了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教育因素，着重分析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偏差失、失误及造成的不良后果。     

试论学校教育功能的有限性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学校教育功能无限扩张和泛化的倾向，赋予了学校教育太多的责任与功能。客观地说，学校教育功能是有限的，体现在：首先，人的身心发展水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学校教育只是其中一种因素；其次，学校教育自身的发展也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正确认识学校教育功能的有限性，有利于正确发挥学校教育的本体功能，也有利于正确发挥其他教育形式的功能。     

高等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

地方经济的发展,是高等职业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要依赖于人力资源,所以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大量需求就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就要把握好高等职业教育实用的本质特性,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高等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阐明高等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从元素到节目:PPT中的版权问题

正教育社会化的发展让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社会教育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PPT(课件)是现代教育手段中常用的教育辅助,PPT中元素的选择和使用对课件本身的质量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对上述元素使用不当,不仅可能影响PPT的质量,还可能存在侵犯著作权的法律风险。     

回归生存—论“人之生存”语境下学校教育的价值

“生存”问题是人的根本性问题。人之生存体现为一种主动的生活方式,是人与环境的共同生成,是人的生命表达进一步丰富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实现历程。教育的根本价值体现在对人之生存的关怀层次和程度的提高上。从“学习”的角度看,人的生存与“学习”、与终身教育具有内在相关性。学校教育的发展,总是与人的生存环境的变迁和人的生存方式的转换密切相关。面对当代学校教育与人之生存间关系的疏离,需要学校教育处理好系统内外的关系和内部各要素的关系,将学校教育的内在生命价值展现出来。     

从杜威的价值论看:人·教育·社会

杜威的价值论充满了人本主义色彩。杜威价值哲学的特点是从存在出发 ,重视效果与过程的统一 ,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在个人与社会这一基本价值问题上 ,杜威在高度重视社会对于人的意义的同时 ,坚持人的最根本的价值 ,坚持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以上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杜威对“人·教育·社会”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教育对促进民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解放具有首要意义 ,应通过教育培养的新人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教育公平面临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受教育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接受教育的人群因为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不能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教育的不公平不仅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距离,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此,亟需制定相应的对策促进教育公平。     

程序与实体：当前监狱教育矫正的理性反思

当前监狱教育矫正实务在不同侧面遭遇困难可以从程序与实体两个方面进行反思。教育矫正与劳动改造之间的较量应当及时分清；监管安全与教育矫正的目标不应该不分宾主；教育矫正的目标与内容及教育矫正的方式在立足于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才能找到正确的坐标。     

宪法哲学:自由的哲学

宪法哲学是以人为起点并以人为归宿的哲学。一切与人有关的哲学 ,都与人的自由有关 ,因而 ,都可以说是自由的哲学。早期的自由哲学是借助于宪法来谋求其目的的 ;而现代的宪法哲学 ,又往往借助于自由哲学来建构其自身。人的自由状况取决于人的生活方式。普遍的自由只能是一种低度标准的自由 ,低度自由的标准同时也就是有限政府的标准。     

“心理教育”质疑——兼论“心理健康教育”的逻辑悖论

在中国,心理教育开展的轰轰烈烈,但是心理教育是什么却没有定义.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教育是人存在的形式之一,而人又是观念的集合体,因此,无论一个人心理健康还是不健康,它们都是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其实,心理教育是一个虚假命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实施心理教育的结果只能够增加更多的"心理不健康"的个体,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人的主体性发展与中学教育

人的主体性,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充分发展以培养人的主体性为最终目的为主体性教育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当今学生主体性迅速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常常被主休恶性循环研究所忽视的中学教育,必须弃教育中那种难知难智型的认识传递与智能训练的框架,遵循主体性原则,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培养自由发展的、富有创造性的主体的人。     

法理的视角：性别对自然人的影响

性别是区分自然人的重要依据,不同的自然人由于性别的不同,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自然人的性别影响着自然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尤其是自然人的活动空间、国籍、住所、职业等。性别也是一些犯罪的特定的构成要件。     

高职教育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对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高职教育作为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重新审视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建构问题,建立更加科学地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课题。     

法的人本主义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是中外历史上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有关这一命题各种进步理念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它的具体内涵可归纳为如下十点: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崇尚和彰显人性;坚持人的独立自主;尊重人的首创精神;权利优位于义务;权利优位于权力;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权是现代法律的根本目的,以人为本应成为现代法律的根本价值准则。依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可以将其概括为法的人本主义。     

论吸收犯的罪数本质、成立要件及类型

吸收犯不是异种数罪之间的吸收,而是形式上符合犯罪客观要件的数行为之间的吸收。这种吸收的根据在于数行为共同侵害了同一对象之同一法益,只能被评价为一个犯罪。吸收犯的成立要件包括:数行为在形式上都符合犯罪客观要件,数行为侵害同一对象之同一法益,数行为由同一主体实施。犯罪意图、犯罪目的、犯罪计划等主观要素并不是吸收犯的成立要件。吸收犯应当划分为两类六种。"法条内容的吸收"并不成立,所谓"伴随犯"也不是吸收犯的类型。它分别属于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     

Advance directives and the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in Victoria: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With advances in medical technology, it is now possible to sustain the life of a person in a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PVS) until a decision is made to withhold or withdraw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 Who makes that decision? Under the Medical Treatment Act 1988 (Vic) there is no legally enforceable right for a person to choose, in advance, what intervention that person will and will not accept if he or she ends up in a PVS. The best that can be achieved is that a person can appoint an agent who is empowered to refuse medical treatment on the person's behalf in the event of incompetenc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mechanism ignores two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herent right to dignit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advance directive mechanism that provides for a person to refuse, in advance, specified intervention, thereby respecting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alleviating the existing need for an agent to second-guess a person's desires and best intere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