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诱惑侦查制度评介及启示

诱惑侦查制度作为对付新型犯罪的有利武器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所确认,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其诱惑侦查制度有其自身的特色,其诱惑侦查的适用界限、法制控制、秘密证人作证制度等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借鉴价值。诱惑侦查在实践中广泛存在,但并没有相应制度上的规定。为解决这一实践和制度的脱节,通过对德国诱惑侦查制度中认可诱惑侦查合法性的审慎态度、法制控制、适用要求以及秘密证人作证制度的分析,可以为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提出可行的建议。     

我国运用秘密力量侦查法律程序之构想

我国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收集情报、协助侦查工作方面大量使用秘密力量,这一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成效明显。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刑事诉讼司法实践对于如何运用秘密力量获取的证据出现了不少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秘密力量侦查的正常使用。秘密力量侦查立法应遵循平衡原则、权衡原则、监督制约的过程控制原则、侦查成本控制与侦查效益效率原则。合理界定秘密力量侦查适用的对象、科学设计秘密力量侦查启动的程序。通过没有得到批准而采取的秘密力量侦查所获取的证据,应该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制予以排除,不承认其证据效力。但是,对于秘密力量在合法的秘密侦查活动中,由于紧急情况的出现不得已违反一定的程序获取的证据,可以承认其证据效力。     

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已不能满足秘密侦查实际需要,为规范和控制侦查权、保障人权,为履行国际义务、与国际接轨,必须对秘密侦查的适用原则、范围和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可采取两种立法方式:一是宪法和刑诉法授权侦查机关各自单独立法来规定秘密侦查行为;二是在刑诉法中将所有侦查机关的秘密侦查行为共同加以规定。同时,应明确规定秘密侦查行为的比例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审批原则;规定秘密侦查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案件;规定秘密侦查的实施主体、批准主体和监督主体、实施期限和延长程序,以及秘密侦查记录的销毁制度;规定相对人的权利救济。     

毒品犯罪的秘密侦查问题研究——毒品犯罪秘密侦查手段的立法完善探讨

当前严峻的毒品犯罪态势使一般侦查手段不能适应犯罪控制的需要,秘密侦查手段作为一种有效的侦查手段逐渐在我国侦查部门得到广泛运用.然而,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中没有涉及秘密侦查手段的应用程序问题,这也给秘密侦查手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了混乱,秘密侦查手段由于其方式的隐蔽性,手段的技术性,视角的穿透性等特点导致了侦查机关在实施秘密侦查时不规范,秘密侦查手段的效率难以发挥.我国应以国外秘密侦查模式为借鉴,从立法上解决我国秘密侦查制度中秘密侦查案件适用范围、法定条件、执法依据、适用对象及司法救济方式等问题.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秘密侦查的法律规定

秘密侦查是一种侵害公民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将秘密侦查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并对其加以制约和监督是侦查法制化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虽对秘密侦查做了一些规定,却存在着侦查机关自我审批、没有适用的期限、没有明确的手段和适用范围过宽等问题。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应对秘密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实施期限和违法救济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庭审中秘密侦查证据的采信

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具有秘密性特征。现阶段立法上的空白、与公开质证的相冲突都令其处于尴尬的境地。参考域外经验,可通过完善立法和质证程序的完善来实现秘密侦查证据的有效采信。     

职务犯罪秘密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域外各国职务犯罪秘密侦查的立法情况及其基本特点,给我国职务犯罪中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一是要排除职务犯罪不能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的观念;二是要通过立法明确授权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使用秘密侦查手段;三是要严格适用条件;四是要建立对秘密侦查手段使用的监督体系。     

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秘密侦查措施作为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在侦查实践中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进行立法规制,这不利于保障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也与现代法治国家遵循的侦查程序法定原则相违背。借鉴他国秘密侦查措施在立法上遵守的相关原则,提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适用范围、条件、执行依据、适用对象和救济方式的法治化对策。     

澳门地区秘密侦查法律制度研究

现实需要催生法律的诞生,澳门地区打击黑社会犯罪的需要促成了其秘密侦查措施的相关立法。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法律制度有其优越性,如法律规范具体严密、可操作性强等,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具有浓重的葡萄牙烙印、法律规定过于分散、存在法律漏洞、与现实相脱节、警务实践效果不佳等。澳门地区秘密侦查立法给我国相关立法带来的启示为：秘密侦查立法要具有前瞻性,既要借鉴,又要结合本土实际进行创新,同时要注重制度设计,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新探

尽管秘密侦查在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具有隐蔽性、易侵权性、当事人救济的困难性等特征,决定了其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使我国的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一种高水准的平衡,就必须实现秘密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因此,我国应在借鉴国外秘密侦查立法和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刑事立法来规范秘密侦查行为,将其早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历史语境下的秘密侦查及其现代启示

通过对中外秘密侦查发展史的梳理,可以发现,传统的秘密侦查由于缺乏制度属性,成为专制权力进行恐怖统治的重要工具。在现代,由于秘密侦查具有了制度属性,成为打击犯罪的有力工具。此外,秘密侦查史表明,秘密侦查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受制于刑事司法整体系统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秘密侦查史稽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就开展了运用秘密侦查手段同敌人作斗争的艰难探索,并对建国后尤其是建国初期的秘密侦查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国后的秘密侦查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我国秘密侦查的制度化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也经历了文革时期的重大挫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必须客观认识和正确评价秘密侦查的负效应,同时必须加强秘密侦查的法治化建设,这是现代秘密侦查史稽考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中情报的人力传递

情报是禁毒的生命线,传递性是情报的基本特征之一。毒品犯罪案件侦查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传递情报的同时,重视和运用传统人力方法手段来传递情报显得尤为重要,具体包括非语言信号暗示传递、秘密接头、秘密交接点、秘密情报传递点等。     

对秘密侦查措施的立法思考

为了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国家的侦查行为也要随着犯罪方式的发展变化而随之变化。针对刑事犯罪具有的隐蔽性和暴露性特点,各国都采取了秘密侦查和公开调查相结合的双重方式,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的经验,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把秘密侦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秘密侦查概念辨析

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手段,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对秘密侦查的认识上,理论界有不少混乱之处,这就需要为秘密侦查的认定重新划定标准,从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角度,赋予秘密侦查新的含义。     

我国检察侦查权的历史渊源

构成检察制度基本内容的侦查权是古今中外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权力,通过对检察侦查权的历史渊源进行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检察侦查权形成的深层原因。检察侦查权的中外历史渊源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探寻,分别是传统中国监察机关与御史调查权、近代西方检察制度与检察侦查权、苏维埃检察制度与检察侦查权。     

秘密侦查的程序规制

秘密侦查由于突出工具理性色彩,易对公民权益造成侵害。在分析秘密侦查特征理论和现实悖论基础上,我们应该从隐蔽性、从属性和程序性三方面对其进行规制,以求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中外秘密侦查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又存在着一定的侵害性。为了防止警方滥用秘密侦查权,不少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都通过立法或判例形式对秘密侦查措施的运用给予了较为严格的规范。而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并不完善。为了规范秘密侦查措施的运用,必须综观全局,以构筑合理、公正的诉讼体制目标为导引,以建立抑制权力的人权保障制度为直接手段,并努力营造有利于秘密侦查规范化实现的制度氛围。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调查取证

从刑法学角度认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概念及犯罪构成,是侦查人员在案件侦查工作中准确判断案件性质的基础。根据该类案件的特点,运用刑事案件侦查的一般规律及实践部门的经验,对包含在初查和侦查过程中的调查取证策略与措施进行认真总结,才能更好地完成案件的侦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