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新世界”出场的哲学基础、历史条件和主体力量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现代性反思的根本旨趣。马克思从现代性社会资本与劳动的“历史同构”出发，阐明了现实世界生成变化的劳动本体论，通过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批判“旧世界”，发现了基于自由劳动的“新世界”。马克思认为，劳动社会化的长足发展奠定了“新世界”出场的物质基础，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为“新世界”的出场提供了历史前提，“自由人联合体”取代“虚假的共同体”是“新世界”出场的社会条件。马克思从实践主体出发，把颠覆“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历史主体身份赋予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劳动主体，将通过社会解放而逐步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背景下，马克思“新世界”思想对于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立论之基、逻辑框架与实践向度

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立论之基包含着三方面意蕴,即对现代化发展进步意义的现实观照、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悖论的理论批判以及对“真正共同体”唯物史观证成的科学构想。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逻辑框架由考察现代社会的生成、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跃迁、促进自然与历史的统一、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四个方面共同构成。新时代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科学认识现代化“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要系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全面推进人的现代化;要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运思逻辑:从“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考察

现代性批判问题是马克思重点关注的理论议题,在他那里,对于现代性的审视不仅是一项哲学任务,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所在。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发现,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有一条清晰的运思逻辑:从哲学批判走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逻辑起点,在深刻剖析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以“感性活动”批判黑格尔的“纯粹活动”、以“现实主体”批判黑格尔的“理性主体”,同时批判了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抽象理解。以此,马克思摧毁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抽象的主体性。然而,哲学批判难以切中社会存在和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难以触碰现代性问题的根基。基于此,马克思将现代性批判上升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具体考察了国民经济学、异化劳动现象与私有财产问题,并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批判资本主义问题,最终揭露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的抽象统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于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要把握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时代逻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重点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做到辩证统一，还要坚持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历史意义的先行进驻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人类性关怀为出发点，以共产主义为价值导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实践道路。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范畴来理解会看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先行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这一本质规定使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价值导向，同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更高的价值导向。这一价值导向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逻辑先在性。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便不是“后天”加给它的；相反，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先行”进驻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化现代性”的实践伦理与精神生活的正当性逻辑——现代个体合理的心性秩序吁求何以可能

观念史的主题,乃是观念主体自我之生存与生活意义的自主生成与自为确证。此一语境中"现代社会"精神生活正当性的实践与价值合理性逻辑,就其内在潜隐的主题来看,其实是由现代性/现代化所催生的"文化公共性"信念所引导和规范着的。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直在寻求自己当下以至未来历史新坐标原点的民族国家来说,首先面临着的,是长期以来因"现代性"发育不足所产生的一系列复杂艰深的、多少带有"混沌性"的理论难题。要引导中国社会及早摆脱业已并不断扩散着的精神生活之严重的"粗鄙化"现实,仅靠本质上已陷入"无力自救"境地的中国知识界单方面的努力显然是捉襟见肘的。为着一个公序良俗社会中民众之普遍的优良心性/心灵秩序的化育和养成,为着一种尊贵、体面和优雅的精神生活质态的生成,我们需要一种致力于"天道"与"人道"有机合一的公民性实践伦理规制与制度性努力。     

“实验逻辑”研究

“实验逻辑”是我国现代时期由西方传入的一种逻辑理论和逻辑流派，曾经在我国逻辑科学理论传播和教学实践中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实验逻辑名为“逻辑”，实为哲学，其重思想实质轻思维形式的本质，使其最终在昙花一现之后彻底退出了中国逻辑科学研究与发展的历史舞台。探讨“实验逻辑”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特征及其本质，对总结历史，指导现今的中国逻辑科学研究依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现代性”文化背景下的“和谐人”

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在彰显人的主体性、个性、自由、批判精神等的同时也将人与自然、个体与共同体、肉体与灵魂、规则与美德等加以二元分割,这引发了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们广泛言谈的"现代性问题".我国自19世纪被迫开始其历史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以来,就走着一条曲折的现代性道路,深刻地改变着人的存在状态,产生了严重的人的不和谐现象."和谐人"作为人存在的一种美好状态,是人存在状态的最高体现.如何重构人的和谐性,无疑理应成为和谐社会追求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     

认识·实践·方法：“历史主动”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历史主动”是党和国家事业永葆生机的关键。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主动”的认识论语境是明确人民主体与党的领导的理论前提，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实践论逻辑是把握历史思维的逻辑原点，应抓住历史机遇的实践起点，坚持独立自主的理论基点以及人民至上的价值支点；方法论向度是坚持基本原理与理论创新的辩证协同，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的互融互通。系统阐释“历史主动”的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的辩证关系，对于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群主义的叙述逻辑及问题意识背景中的“自我”

社群主义者诉诸“互主体的自我观”、“叙述观点的自我”的叙述逻辑 ,批评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观”。但是 ,社群主义视域中的“社群”不同于基于经验的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理念 ,因而 ,与它的“自我”观念一样 ,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念。自由的价值总只能兑现于具体的历史处境中 ,建立在个人选择上的自由不是绝对的 ,而且非常可能导向它的反面。就此而言 ,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没有真正地把握人与人的关系     

马克思对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考察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以资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为主线,将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发展界划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三个阶段。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资本逻辑产生之前的共同体形式,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宗教关系、直接性伦理关系是其运行的基础和规范。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因其固有的局限以及资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被以抽象性、颠倒性、同质性、外在性为特征的抽象共同体所取代。抽象共同体运行的基础和规范是物物交换、民族国家、商品拜物教和中介性伦理。囿于资本逻辑所创造的历史条件及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抽象共同体必然要向自由人联合体转换。以自由联合、共有、共创、共享为基础和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共同体发展的最高阶段。马克思对共同体发展历程和发展规律的考察和揭示,对于当前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内在张力和世界意义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族建构的限度——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同终论”的兴衰及其启示

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同终论”是民国时期的主流民族历史叙事模式。前者认为国内各族有着共同的血缘起源,后者认为各族已经同化成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中华民族。这两种民族话语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号召各族团结抗战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它们对国内各族的族际差异与自我认同缺乏包容性,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个更包容族裔差异的历史叙事模式,为现有“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表明,民族建构是有限度的,在民族建构过程中要对各族的多元差异给予尊重与包容。我们要探索与完善我国既有的“多元一体”民族建构模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与理论支持。     

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马克思“资本作为主体”思想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其实质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马克思"资本作为主体"思想体现在: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脉,资本是社会关系,同时资本也是社会权力。"资本作为主体"具有历史性、辩证性和实践性的特征。深入研究马克思"资本作为主体"思想,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性的内涵、现代社会的本质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破”与“立”——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为线索

资本逻辑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转轴心，也是“制度失灵”“治理失序”等全球治理乱象之“原罪”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亟需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隐匿的资本逻辑，科学把握好两者之间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关系，即“破”与“立”关系。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只要寄生在资本逻辑这个矛盾统一体上，它就会附生唯资本增殖的核心逻辑，采取资本逻辑之全球治理观，推行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全球治理理念，通过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来克服价值增殖遇到的历史界限，进而扩大与巩固资本的全球治理统治。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树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旨趣，在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范式的同时，实现了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     

科学共同体的“伦理世界观”

在当前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共同体已成为科学活动的主体,而且日益发展成为伦理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的伦理性不仅要求其成员的行为合乎伦理要求,而且作为一个实体,其自身更应该是“道德的”和“伦理的”。科学共同体的“伦理世界观”是对科学家“道德世界观”的超越,通过共同体实体的伦理意志与伦理行为实现了伦理与自然、义务与现实的具体、历史的统一。     

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

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是现代性追求的两个侧面。文章首先分析了“天赋人权”观和“民族国家”理念的内在逻辑,论证“天赋人权观”和“民族国家观念”内在地包含着女性个体身份确立的要求,其构建和传播过程为近代女权运动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其次,分析观念传播和话语建构的过程,分析男性和女性话语的共性和差异性。认为近代女权主义者策略性地使用了男性主流话语和国家主义的女权逻辑,同时,女性通过构建“同为国民,同担责任”的话语和“同担责任”的行动确立了女性的主体身份和彰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逻辑转向与得失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动、阶级斗争观念的式微和古典解放话语的局限性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面临着挑战.以拉克劳和莫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对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状况的一种积极反映,提出了更复杂的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解放理论,其实质是主张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实现现代性政治批判向后现代政治逻辑的转换,即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政治自主论,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从二元对立转向多元对抗,从阶级主体转向身份主体.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迎合了当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启示意义,但又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失误和缺陷.     

“中华民族”入宪的意义

李占荣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载文《论“中华民族”入宪》认为，民族是一个基于自然存在的社会历史范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已经不再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大陆学者长期专注于文化意义的民族研究，对作为政治民族的“中华民族”的研究甚少。“中华民族”入宪是指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写入宪法，在宪法中确立“中华民族”的政治法律地位。这是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法看，“中华民族”入宪对台湾问题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它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中国是“中华民族”的政治组织形式，表明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为国家统一提供了理论和宪法支撑。     

融通“自在”与“自觉”：“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新解——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之二

1995年初，木芹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将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推进到中华民族史研究。其核心论点，中国历史上始终保持着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即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汉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成为整体结构的重要因素；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这一个联系的面，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领域，也就是中华民族史的范围；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既矛盾又统一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在整体发展，但不排除各少数民族个性的存在和发展。加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的研究，既有利于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与理论基础；又能够融通“自在”与“自觉”，避免了将中华民族人为区分为“自在”和“自觉”两个发展阶段的割裂式认识，最终从理论与史实两个维度真正摆脱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暨民族主义范式对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影响。     

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

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与外在的使命联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逻辑体系,民族教育理论范式则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逻辑起点、演变动力和服务主体.这一内生逻辑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切入点.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所存在的"初学步""稳迈步""大踏步"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回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基础、民族话语演进与个体话语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民族话语、个体话语建构回应并呈现了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核心关系,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从基础性共识走向整合性共识,民族话语从自动化共情走向联通式共情,个体话语从自觉与自为走向共觉与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