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的是法官面对个案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应表达对法律的忠诚并根据案件事实衡平个别正义。法官之所以在司法过程中发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适用就是法律解释，没有法官对法律和事实的理解，就不可能有法律适用。依照法治原则，发现法律首先应从法律正式法源中去寻找，只有当正式法源中没有明确标准或虽有标准但该标准与个案正义严重背离时，才在非正式法源中寻找可以接受的答案。     

中国法律仪式和法律信仰的构建——以法袍、法槌的引进为例

西方有着传统的司法仪式以及法律信仰的文化,而这作为建设法治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文章简述了西方法律信仰主义形成的渊源和意义,指出了作为其中最重要方面的司法仪式传统,并对中国引进西方的法袍、法槌制度进行了分析。中国构建法治社会,首先要构建法律信仰的文化底蕴,而构建法律信仰,关键在于对法律的尊重,这可以从构建中国的法律仪式开始。     

晚清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文化弊端

法律文化是一个不断演变传承的过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毋容置疑,存在诸多弊端,有些依然对中国当今之法律文化存在影响。晚清,西方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写了诸多关于中国法律文化的文字,这其中多是对中国法律文化的指责。这些文字描述背后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难以否认,这些描述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法律文化的弊端。     

法律解释的难题:服从还是创造--法律方法视角的探讨

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应严格服从法律还是可以创造性地解释法律,这是长久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对法官而言,服从法律是当然职责,同时也应融人创造精神,因为法官发挥其创造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体现对法律的服从,在这种宗旨之下,法官的创造力就不会偏离法治的轨道.这些最终都需要通过法官对各种具体法律方法的运用才能得以实现.     

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比较法学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我国法学界在围绕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的讨论中所提出的一个热门话题，作者通过评析法律移植理论中的不同观点，澄清了理论分歧中对移植含义的模糊认识；通过对实践中法律移植的分析，认为只要移植的法律能转化为接受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法律移植就会成功。文章论证了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出法律移植是我国法律改革的手段之一。     

诠释法律的客观性及其原因

完善的法律，意味着在法律制定之先，要有对事物的法的规定性的完善的、客观的认知和诠释。因此，即使从终极意义上说，客观性是人类诠释法律的永恒追求，但在相对意义上，诠释法律总会实现主体认知对客观内在规定性的步步逼近，从而拥有“客观性”。     

法律实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法律实施是指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实际贯彻与施行。它是将法律规范的抽象行为模式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为的过程;是使法律从书本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从应然状态进到实然状态的过程;是由法律规范的抽象的可能性转变为具体的现实性的过程。法律实施是实现法的目的的重要方式。在当代中国,立法已驶入快车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基本建立。但是,法律的实施状况和效益并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法律实施的基本理论缺乏研究,对法律实施的实践缺乏总结,法律实施已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因此,本文着眼于法律实施的基本含义、内在规定性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致力于法律实施与法律实现、法律效力、法律实效、法律效果和法律效益的联系和区别的探讨,藉以为法律实施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基本的知识铺垫。     

关于“法律方法与法治”的对话

抱着一种平和的心态以及对法治能够实现的信心 ,日前 ,本刊编辑王申与山东大学的四位法律系师生 ,对“法律方法与法治”这一课题下的六个问题 (什么是法律方法、法律方法对法治的意义、方法在西方法学中的境遇、法律解释对法治的挑战 )进行了“网络”交流式对话 ,现把其主要内容整理出来 ,以期引起同行的共鸣或批评。这种研究方式也许少了一些孤独者独白式的沉思 ,但很可能使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在思想碰撞中得到深化     

法律继承

近代以来,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法律冲突、法律规避,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对西方法律的盲从和对法律移植的盲信,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由我国社会文化自身特点决定的,能够在中国运行得良好的法律,必然是能够为我国社会文化所容纳的法律.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重新检讨历史就成为必要;当我们认识到法律移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现代化的问题,就必须寻找新的路径。法律继承将是一个极为便利亦更加有效的途径。因此,中国法律能够在继承上走得更远一些.     

推理与解释：寓于其中的法律思维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法律方法,它们对法治建设有着不同的意义。法律解释的功能是要充分展示法律文本的各种可能意义,而法律推理则强调结论的必然得出。由于二者都强调根据法律进行解释或推理,因而拥有大体相似的思维走向,但作为不同的方法却有着许多细微的区分。正是这些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方法(如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价值衡量、法律推理等)构成了法律方法论体系。当我们对这些法律方法有了深入系统的了解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就水到渠成了。     

对海上保险法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简要讨论了《海商法》修改学术讨论过程中 ,就其中“海上保险合同”一章涉及到的若干热点和重点问题 ,包括 :海上保险合同的定义、保险事故的概念、重复保险、保险索赔分类和最大诚信原则等。其研究成果是对修改或增补《海商法》的建议案文     

最大诚信原则在海上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适用

最大诚信原则是海上保险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结合英国法中的相关观点和判例,对我国法律下海上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最大诚信原则应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中英海上保险法中的保证制度

保证源于英国的海上保险实践 ,是海上保险法中特有的法律制度 ,各国规范海上保险的法规中都有与此相关的内容。本文分别对中国海商法和英国 190 6年海上保险法中有关保证制度的规定进行了介绍 ,并且分析了大陆法系特别是比利时法对有关保证的一些实践做法 ,对中国海商法的修改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违反海上保险合同中的保证的法律后果”

在我国海上保险实务中 ,保证被称为“保险单特款规定”。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关于保证的规定源于英国法 ,而且我国的该项法律制度仅存在于我国《海商法》中 ,在我国《保险法》和其他民事法律中均没有涉及。即使在《海商法》中 ,关于保证的规定仅限于第 2 35条这一简单规定。本文主要讨论了我国海上保险法中违反保证的法律后果这一问题 ,并提出了作者的观点。     

新《保险法》对中国海上保险合同法律的影响

2009年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很多方面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势必对中国海上保险合同法律制度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是对海上保险合同法律的补充,另一方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在海上保险合同不少制度和规则上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差异。而这些也为后者未来的修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良好的借鉴蓝本。     

海上保险及其立法起源考

海上保险及其立法的起源是海上贸易发展史以及海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海上保险以及海法历史著作的研究，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海上保险起源于船货抵押借款制度并在13世纪的意大利经过“假借贷”的过渡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海上保险。在海上保险立法方面，有关船货抵押借款制度的法律规定可被视海上保险立法的萌芽，而现代海上保险的立法则开端于14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并且各地区或国家的早期海上保险立法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对于中国来说，海上保险完全是一个舶来品，而中国海上保险事业真正开始有法可依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海上保险代位权论

海上保险代位权相对性地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民法债权制度功能的进一步发展。海上保险代位权的法律属性为债权的法定转移。海上保险代位权兼具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性质。海上保险代位权制度应予以修订和完善。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诉讼时效起算之特例研究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起算历来存在不同理论观点,司法实务中也不尽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此问题虽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理论层面的争论依然存在,特别是该规定是否适用于海上保险,值得探讨。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权利性质出发,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相关规定出台背景加以深入剖析,并结合海上保险的特点和海商法时效制度的特别规定,对海上保险代位求偿诉讼时效起算的法律适用提出建设性方案,以期在保险人与有责任第三人之间的利益保护方面取得平衡,并为有权机关进一步完善保险代位求偿时效的规定提供参考依据。     

海上保险立法的国际协调:基础、现状和障碍

探讨了法律协调的含义和动因,分析了海上保险立法国际协调运动的客观基础,并对海上保险立法国际协调运动的现状和当前存在的障碍进行了论述。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一点思考——论海上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原则

海上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原则主宰着国际海上保险的灵魂。而我国对此原则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对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国外相应法规的诠释,法律的规定也过于原则而难以操作。因此,在我国《海商法》修改之际,这个问题就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以期有助于我国海上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论文分析了海上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原则的效力以及保险利益原则在海上保险中的具体适用,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关于修改《海商法》的一点初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