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法治之路

<正> 法治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层的精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是人治精神一贯到底。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观念,而是专制制度下把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仅仅区别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极端专制的“文革”决非偶然,这种“文革”,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国度里寻找法治之路,需要我们的理论家拿出无畏的批判精神,需要我们的政治实践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怀疑和批判,便不会有争鸣;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法治意识、法治环境。中国的法治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它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这个工程要达到规模效应,首要的是精神的革命。     

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文化素质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迫切要求。经过多年的法治文化建设,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有了明显增强,知法、守法正逐渐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不少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增强。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必须把握三大要素,也就是把法律信仰、法治理念和法治能力作为重中之重。     

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民主法治:法制现代化的诉求

从秦汉到清末的中国社会,是以先秦法家理论为基础的专制法治社会。经历近代社会大转型,民主法治是它的必然归宿。民主法治就是西方的Rule of Law。这是自清末法制改革起,改革者孜孜不倦的追求。但由于有宪法而无宪政、当权者为个人私利玩宪法宪政、法学界缺少法治理论的系统探索以及法律职业团体缺乏信仰、没有道德准则等,导致法治近代化的艰辛曲折。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诉求,民主法治毕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最终一定会实现,"不分政党、不分官民,一断于法",当作为中国实现民主法治的前奏。     

论法治理念在法治和谐建设中的作用

当前,中央政法委提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对于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有法可依",还不是真正的立法上的法制完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依法治国、公平正义",是制定良法的指路明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仅为法律监督者提供了正确的监督理念,而且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监督标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人权。     

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文化建设”的精神要义

“法治文化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把它放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的重要地位来布局和推进。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法治文化自信;坚持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在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推动法治文化建设取得新实效,坚持在开放包容中促进法治文化创新发展。     

守法与法治之关系的政治哲学解读

法治不是高不可攀的空中楼阁,而是具体而平实的守法之治,这不仅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经验总结,也是应对现代民主社会之难题的基本出路。法治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制度建构而实现民主的法治化。法治是守法之治,实质是指立法者遵守规范立法之法、执法者遵守规范执法之法、司法者遵守规范司法之法、守法者遵守规范行为之法。     

新闻自治的法治思考——从新闻规范的角度

新闻规范表征着新闻传播的自由状态。前法治社会里的新闻规范是政治规范、经济规范、文化规范、法律规范等构成的总和,它是新闻自治和新闻法治的规范事实。在法治社会里,新闻自治是法治的子系统,是一项具体法治。以法治精神构建新闻法律规范统摄下的新闻规范体系,新闻自治才能真正实现。     

法治：人类政治文明的标志

《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是第一个从政治高度、历史深度和世界广度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白皮书。 它全面揭示了我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展现了新时期从法制到法治和依法治国的观念转变和实践历程。 知古可以鉴今,就法治建设而言,知古更当惜今,站在二十一世纪初回望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法制历史,应思“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来之不易。     

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发展到现代以后产生的一种历史形态。它除了法治所具有的共性之外,还有着自己的定性特征,两者并不完全等同。     

宪政&#183;法治&#183;行政法治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要议题进行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文件深刻阐明了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文件特别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从而把党的执政地位同人民的选择联系在一起,把执政党地位同宪法和法律联系在一起。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首先要依靠宪法,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自觉改变传统执政方式,尤其是要彻底摒弃人治习惯而采用法治方式,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     

Grounding the Rule of Law

Abstract.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Rule of Law has been revived and developed vigorously by mid-twentieth century conservative political theorists, contemporary legal positivists have not been impressed. The author reviews this confrontation, outlines the logic for a strong theory of Rule of Law, and surveys the leading attempts to provide compelling grounds for such a theory.     

Interpreting the Rule of Law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émiotique juridique -     

德治与法治简论

道德与法律同为上层建筑 ,虽范畴不同 ,但相辅相成 ,联系紧密。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法律是道德的具体化。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 ,必须德治与法治交相为用 ,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并做到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并重。     

论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与法治变革的友好型环境

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来看法治演进的轨迹,法治建设主要有三个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利＂的法治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法治建设适宜＂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人民监督政府与政府服务人民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而推进法治建设的步伐,必须营造法治变革所需要的友好型环境。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国法律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理论创造,是借鉴世界文明发展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成果、并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实现扩展与升级的理论贡献。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以"生命共同体"为核心,创新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价值论;以"整体观"为要旨,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方法论;以"协同推进"为目标,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法学理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实现路径包括完善生态文明法律规范体系、完善生态文明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生态文明法治监督体系、健全生态文明法治保障体系。     

邓小平法治思想与我国政府法治的实现路径

邓小平法治理论论述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基本要求、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和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教育以及一系列法治理论,对推进我国政府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我国政府法治的实现路径指明了方向。     

Law against the Rule of Law: Assaulting Democracy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authoritarian contenders use law to advance an agenda geared to exclusive state power in light of a paradigmatic case: the National Socialists’ takeover of the German state apparatus in spring 1933. This case highlights two ways in which an office holder is able to expand his power in an authoritarian fashion through legal dispositions. A conjunctural use of law for authoritarian purposes draws on legal statutes to undercut the political capacity of opponents and competitors, hollow out institutional checks, and crucially hamper civil freedoms. Taking advantage of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that make institutional subversion from within possible (‘constitutional Trojan horses’), a structural use of legal statutes reorders the power structure by reallocating decisional rights. In both cases, law serves as a weapon against the rule of law. These considerations raise the question of the standards by which we are to judge the legality of such acts. Contemporary instances of democratic backsliding are cases in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