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范围的思考——以刑法解释冲突的法律分析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的权力之间应该有明确的划分.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所作的涉及具体犯罪定罪标准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的解释属于越权解释,故此,应该立足于上述"两高"机关的解释能力以及法治国家的要求对法律解释权的宪法规定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试论刑法解释权的改革

我国现行刑法解释的多元存在源于解释权的多头拥有,现行刑法解释权的改革必须从多元归于一统。建议取消刑法立法解释,建立以司法权为中心、以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主体的刑法司法解释体系,同时兼顾司法权威与保障言论自由的互生互助关系。     

中国古代刑法解释相关问题探究

如若要廓清当代中国法律解释之问题,对古代中国法律解释的研究不可或缺。探究中国古代刑法解释之四维,从解释主体看,其具有官方性与非职业性;从解释对象看,中国古代刑法渊源多样;从解释功能看,其"一准乎礼"采实用主义;从解释场景看,其系属事前解释与具体解释。     

刑法解释与犯罪构成关系研究

刑法解释属于法律解释学的范畴,但有着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律解释的特征。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帝王原则,是刑法解释必须坚守的原则,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使得罪刑法定得以实现,刑法解释主要是对刑法分则也就是犯罪构成的解释,犯罪构成是刑法解释的基础。构成要件是由构成要件要素所构成的,对犯罪构成的解释事实上就是解释不同的构成要件要素,而不同分类的构成要件要素有着不同的解释方法。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是一种类型而非概念,因此对于构成要件的解释是一种归类思维,是解释者目光往返于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的过程。     

论刑罚目的与刑法解释的哲学方法选择

刑法的解释方法多种多样,不同的解释方法背后往往反映了刑法解释者的刑法哲学观,而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造成对当事人的不同判决。作为法律解释者,心中当充满正义,目光需要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那么我们在解释刑法时应当持有什么样的刑法哲学观？心中应当秉持什么样的正义呢？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不仅对刑法具有重要意义,对其他部门法同样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在本文看来,刑法的解释应当是依据报应主义而实施刑罚的刑法解释方法,而不是立基于社会防卫或者刑罚的预防目的。     

《法律解释》专题报道之一法律解释，解开刑法适用之惑

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相关议案。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7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解释,其中涉及刑法的为4个,涉及刑诉法的有3个。这是近年来国家立法机关首次针对内地法律行使法律解释权,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法律解释活动。其中,有关刑法的4个法律解释因直面司法实践中诸多热点和争议问题,而备受各界关注。     

法律解释主体重述

基于承认法律解释主体应具有普遍性这一点,我国应当对法律解释权进行重新分配.一方面,应取消现存体制中的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另一方面,应重新界定司法解释,将其整合为由各级法院进行的、具有"个案针对性"的"裁判解释".此外,在重构法律解释主体的过程中,对"学理解释"亦应给予足够的关注.     

法官适用刑法解释之分析

目前在我国,法官在适用刑法处理具体案件时对刑法的解释被排除在刑法解释之外。但是法官适用刑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依据。在从解释的基本思想、解释方法及解释对象等问题上对法官适用刑法解释进行限制的基础上,必须要承认法官适用刑法解释的权力,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法解释理论。     

刑法解释应认真对待刑法文本——基于诠释学角度的反思和论证

刑法解释立场有三个向度:主观说、客观说(激进的客观说)、折中说.主观说与作者中心主义、客观说与文本中心主义、激进的客观说与读者中心主义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据此,刑法解释立场其实是在读者、文本与作者三者之间进行考量和选择.作者中心主义有保守主义之嫌,读者中心论会导致相对主义,文本中心主义应该是刑法解释立场的选择.     

刑法司法解释应坚持反对类推解释原则

1997年刑法虽然在立法上废除了类推制度、将罪刑法定原则予以立法化,但并未遏制住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实践中类推解释较为普遍地长期存在的现象。类推制度借类推解释还魂的现象,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面临困境。     

安全刑法对我国现阶段刑法价值理念的影响

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众多学者疾呼我国的刑法体系应当由现阶段的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转变,以实现对社会风险的预防与控制。但是应当看到,风险刑法在许多方面与我国现行刑法的价值理念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一距离不可一步跨越,而应当在坚持我国现行刑法价值观念框架之下,采取理性的思维,吸取安全刑法理论的有益成分,如适当增加危险犯等,以应对社会风险的挑战。     

刑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刑法学是传统的法学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然而,与刑法立法方面的成就相比,刑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步伐便稍显落后。从目前的客观情况来看,刑法学教学方法仍较为保守,缺乏实践创新。随着刑法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客观上要求提高教学质量,增加课堂容量,改革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唯有如此,才会提高学生们的专业水准,为中国的法制化建设输送源源不断的高精尖人才。     

关于刑法方法理论的问题域探析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正在实现从近代阶级社会向现代和谐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刑法方法向和谐社会的刑法方法的转变，现今刑法学界对于这个问题尚缺乏积极的探索。文章提出了刑法方法理论的本体问题、犯罪论体系的构建方法、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方法、刑法的解释方法、刑法适用的价值判断方法、刑法论证方法等作为刑法方法理论的基本问题，期待在这方面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刑法》罪名确定机制的演进与革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刑法》罪名的建议

目前,《刑法》或《刑法修正案》出台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形式确定新规定犯罪之称谓的传统罪名确定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如易背离立法本意、效率低下等。以与时俱进之理念革新现行《刑法》罪名确定机制势在必行,考虑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状况,在经过与《刑法修正案》同步出台立法解释和在《刑法修正案》中直接规定罪名两个阶段的过渡后,最终将实现由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典中直接规定罪名的理想目标。     

刑事法治:形式与实质之间——评刘艳红教授《实质刑法观》

我国刑事法治基本模式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了新一轮的刑法学派之争。《实质刑法观》作为首部回应这一争论的著作,通过对刑法中所有基本问题在法律形式与实质理性对立统一层面上的分析,认为应构建包容性刑事法治国。全书形而上地论述了为何要主张实质刑法观这一核心问题,为刑法发展提供了一条可由之路。     

罪刑法定、法律解释与机械执法

机械执法是一种错误的执法思想。对罪刑法定原则必须在实质上进行把握,法律词义原则上应从广义解释。刑法规定的内容应明确、具体,具有实体的合理性。法官对于法条解释的内容不得超出一般人的理解。     

试论刑事二审抗诉的必要性原则

201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未对检察院的抗诉权作出相关修订,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现行刑法第385条的两条款适用之争,从而影响了法律的统一适用。厘清两条款的关系．关键在于明确第2款系第1款的注意性规定。两条款之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不宜通过抗诉的途径加以解决,反而应注重运用刑事诉讼具有的谦抑性属性,使抗诉的必要性成为刑事二审抗诉除“确有错误”之外的第2项考量原则,并从错误的性质、程序错误或审判人员违法对实体的影响大小、被害人对判决的态度以及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纠错途径等角度综合考量抗诉的必要性。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西原春夫“国民欲求”概念之展开——兼论其对我国刑事法治的指引作用

日本著名的刑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西原春夫先生在其《刑法的根基与哲学》中，通过对以欲求为中心的人类行为科学的探讨，将刑法的根基归结为“国民的欲求”。“国民欲求”的特征在于其道德性和个人法益保护性．所以对其认定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判断。作为刑法根基的“国民欲求”必然对刑事法治起到很大的指引作用。     

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直接关系到刑法因果关系在刑法体系中的正确定位。刑法因果关系本身并不直接说明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 ,而是存在一种影响刑事责任的具体的运行机制 ,从刑事责任的功能以及刑法因果关系在实践中的运行角度看 ,刑法因果关系通过其运行机制 ,对刑事责任的质与量都提供客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