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三种知识汇通模式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所引发的知识汇通,是中西文明互鉴的客观需求和重要表现。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三种知识汇通模式:“中学为本”“西学为本”和“中西学并举”。它们分别以“西学东源”“中学西源”和“中西学异源”学说为理论依据,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发挥了主流作用。在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当下,如何将中西知识实现恰如其分的对接,仍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明末清初以来形成的三种中西知识汇通模式或可提供一些借鉴。     

清后期“西学中源”论中“以子证西”的两面性及其命运

嘉道以后,学者们纷纷从先秦诸子中挖掘材料,论证“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成为当时国人认识“西学”的重要途径。在“以子证西”的过程中,有人通过论证“西学”与“中学”相通,主张国人应该学习“西学”;有人则认为“西学”既然源自“中学”,那就不必再去学习“西学”“。以子证西”的论证模式曾经起过“沟通中西”的作用,但在清末因其牵强附会而日渐被抛弃,思想界逐步走向了“超胜”中西的新道路。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全盘化西”——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拐点”

甲乙两种异质文化相遇相融,大致会有三种结果:一是以乙化甲,二是甲乙并尊或并斥,三是以甲化乙.具体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就是比较研究的三大格式:以西化中,援中入西;中西并尊,或中西并斥;以中化西,援西入中.考察明末以降四百余年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这门学问已经来到"全盘化西"的"拐点"上:止步于"以西化中"已经没有出路,止步于"中西并尊"已经没有出路,止步于构建"普世哲学"已经没有出路;只有"全盘化西",才是中国哲学之唯一出路.所谓"化西",就是"吃掉"西学,"消化"西学;所谓"全盘化西",就是"全方位地吃掉"西学,"全方位地消化"西学.我们祖先在五千年的长史中,已经创造出一套完整的"格式系统",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格式系统"去吃掉西学、消化西学,最终把"西方哲学"变成"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产出"新中国哲学",就象我们曾经拿这个"格式系统"吃掉佛学、消化佛学,最终产出"禅宗"一样.中国当代学人,要拿出"禅师"的勇气与气魄来.我们曾经用八个世纪的时间"全盘化佛",明末以降中西哲学之较量,已历四个世纪,再用四百年,我们还是有机会用中华"格式系统"吃掉、消化"西方哲学",开启中华文明的新时代!     

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张东荪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的一个分析

中西比较哲学之格式,不外三款:西化、并置、化西.晚清以降,谢无量、胡适、冯友兰所撰三部《中国哲学史》,虽不能说完全“抹煞”了中华哲学之特殊性,但至少对此种特殊性凸显不够.只有张东荪是一个典型例外.他旗帜鲜明地以金岳霖所谓“第二种态度”从事“中华哲学史”研究,始终不移地把“中华哲学”当作“中华特有的哲学”,把“中华哲学史”当作“中华哲学的史”.其《中国哲学史讲义》等著述,是一项专门凸显中华哲学特殊性的“中华哲学史书写”.此种书写之哲学基础,就是当时流行欧西的“知识社会学”,以及他本人“接着”欧西所创发的“知识文化学”.他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乃是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纳兰性德的影响

清初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可由纳兰性德《通志堂集》所含西学知识窥见一斑。《通志堂集》为清初学者徐乾学于纳兰逝后所编,其中有若干内容涉及西学知识,包括天文历法、科技制作、医药学、宗教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纳兰西学知识的来源,其中对自鸣钟的了解,来自于直接接触实物,其他则主要依赖阅读与传闻。纳兰直接阅读过的西学书籍至少有《七克》和《西儒耳目资》,很可能还包括《泰西水法》,但他未必通读过李之藻编的《天学初函》。纳兰对西方实用的科技制作以及天文历法持赞叹与肯定态度,而对天主教为传播教义攻击佛道的做法则有所不满。纳兰的西学知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学于清初在东方传播、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他对“西学东渐”的态度在清初一般士人中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西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人性假定”

在中西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制度设计对于哲学人性论的依赖，一直是一个通贯的文化景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既是人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显现出人对自身的体认。“政治制度是人的劳作；它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     

清初大儒黄宗羲与西洋历算之学

通过汤若望的启蒙与赠书以及个人持续不断地广购书籍,黄宗羲一直追寻着西方历算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在西洋历算谱系递进的各个阶段及其成果都有相应的著作与之呼应.他关注具体运算到理论体系的新成果,却并不盲从,试图对不完善或错讹之处予以补阙和修正,表现了他实现会通中西的不懈追求.其深远影响乃在于为平息中西历法的争讼、复兴中国古算的独立地位、确立西学在《明史》历志中的理论架构开辟了道路.     

中国信仰“礼法”西方信仰法律——论中西法律信仰的差异

人的确是有差别的.平民英雄从根本上说来说是正义的化身.中西法律信仰是有差别的:中国信仰“礼法”,西方信仰法律.今日中国社会较为缺少对现行法律的信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日的法律制度不能深入人心而得到民众的普遍信仰.这应该是今日中国进行现代化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两种“攀比”

“攀比”一词,或许因为大多用于贬义,使得不少人对它不感兴趣。其实,所谓“攀比”,无非是“援引事例比附”之谓(据《现代汉语词典》)。“援引”什么“事例”相比较,不仅大有讲究,其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像全国优秀组工干部祁爱群, 1980年她16岁时,面临“留藏还是返沪”的人生选择。举棋不定间,祁爱群“攀比”了自己的父亲——一位     

“绿党”源于中国说

自清初康熙皇帝断言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源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康熙政要》卷十八)后,几百年来“西学源于中学”说便一直薪传不绝,近代以来,更是蔚为大观。有趣的是,近代各不相同的政治、思想流派,却居然都宣扬“西学源于中学”,以为自己的主张服务。公认的早期改革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申明:“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洋务首领、俗称“鬼子六”的恭亲王奕诉,则以此说反驳顽固派的责难:“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陈炽甚至大胆断定当秦汉中国大乱之际“必有     

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

政治文化结构就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内所存在的不同政治文化的结构类型。现阶段我国政治文化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交错并存、主流政治文化与非主流政治文化交错，中西政治文化互补的状况。认识这种“二元”结构模式的存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评"八大"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兼评西方学者对"中国道路"认识的误区

一、何为“中国道路”中西学者对“八大”认识上的不同观点 　　八大作为中国社会转换过程中的一次重大会议，国内外学者都给予了足够的注意。但是 对八大的评价上，中西学者的看法相去甚远。中国学者 (以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为例)认为，“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 初步成果。”这一论断，肯定了八大寻求中国道路的重大贡献。中国学者认为，八大的路线 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道路的正确反映。《七十年》以“八大和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 道路的探索”为标题，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哲学批判视域中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在汲取具体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前提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介入现实的一个重要方式。这里所说的所谓“前提性批判”是指，对人们认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既有的基本框架，以及似乎可以不证自明的假设或先定的各种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以获得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正确认识的方法论基础。这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等问题的认识也概莫能外。     

早期教会学校与晚清西学东渐--以“马礼逊学堂”为个案

西学东来，非自鸦片战争始，以宗教传入为前导的援西入中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展开。明末以降，“沟通中国与欧洲大陆的除了战争因素以外，媒体主要是探险家和传教士，其中又以传教士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他们不仅仅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力量，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和使者。     

"西学东渐"与清初"中西会通"的科学观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初学人的科学思维方式,极大拓宽了他们的科学视野,从而推进了中国传统科学向西方近代科学的历史性转变.但在"天朝情结"和"以夏变夷"观念误导下,清初学者由"会通"滑入"索源",提出了"西学中源"说,把"中西会通"转向乾嘉时期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盲目推崇,从而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试论“中体西用”的历史必然性

试论“中体西用”的历史必然性姜慧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通权达变的政治家，为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危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反动统治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兴办了许多近代化企...     

中西哲学不同文化视野比较研究

中西哲学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宇宙人生普遍规律的探寻,其视野表现出多层面的差异,探究其差异,对我们更加准确的了解中西哲学的不同特点,把握其哲学在当代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不无裨益,笔者从中西哲学研究的目的,所用工具、核心问题、发展动力、背景、研究主体、自然观、人文观等几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作了有一定意义的探讨,以抛砖引玉。     

“入乡”一定要“随俗”

“子不教，父之过”，这个道理中国人都明白，但很多人将其理解为“棍棒出孝子”，轻者罚跪罚站，重者拳脚相加。然而这种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家教”到了美国就触犯了“虐待儿童罪”，洛杉矶华人律师邓洪日前就遇到了这样—个案例。     

再论中西体用之争——以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为例

近一百多年来,人们围绕"中西体用"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无论是"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还是"综合创新"之论,不但没有缓解中国人在应对外来文化、思维方式时的局促和紧张,反而随着讨论的深入越加使得问题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力图以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为例,指明这些思潮背后蕴含着一条共同的思想逻辑,不破除这样的思想方式,中西体用总也争不清楚。     

论“体”“用”

几年前,南方一家晚报刊登 文章,将“社”“资”与“体” “用”强行撮合,提出了一 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命题。但直接导 致我这篇短文的并不是那个命题, 而是3月11日《学习时报》关于两部 《劝学篇》的史料。 “体用” 二字是一种从简的说 法,它所确指的其实是19世纪末洋 务派首领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 或全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 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