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金融、经济犯罪提高适用刑法的“含科量”

对犯罪适用刑法的中心问题 ,是定罪量刑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定罪量刑的科学成分量 ,即“含科量” ,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大关键。犯罪构成理论是关系定罪量刑的理论。犯罪构成理论愈科学 ,就愈利于提高适用刑法的“含科量”。本文从研究金融、经济犯罪的形态特征和规律性出发 ,论证了传统的苏中式犯罪构成理论不利于提高对金融、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的“含科量” ;要提高对金融、经济犯罪适用刑法的“含科量” ,应当适用龙式和前置式的新的犯罪构成理论。     

论犯罪和犯罪构成的质变与部分质变

研究犯罪构成的质变与部分质变,具有十分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不仅使我们能够从动态中去把握犯罪构成,深入地了解它们的发展变化从而正确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重罪与轻罪的界限从而正确地定罪量刑.而且,特别重要的是,通过犯罪构成划分为基本犯罪构成与特殊犯罪构成,并且对各种特殊的犯罪构成进行进一步具体分类,把它们看作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即把它们视为既属于同一犯罪但彼此间又具有质的区别的犯罪构成的亚种,以此来构建刑法分则理论的新体系,使刑法分则理论体系进一步科学化和合理化,更能适应理论和实践的要求.本文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论定罪的根据

定罪的根据是犯罪构成,但是作为定罪根据的犯罪构成并不等同于犯罪论中的犯罪构成。犯罪论中的犯罪构成应该称之为犯罪结构,它是指我国刑法理论中通常所说的犯罪构成;作为定罪根据的犯罪构成,不包括客体要件,其他要件也与犯罪论中的犯罪构成有所区别。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构成理论是定罪判刑的理论依据。厘清犯罪构成的相关理论，对司法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犯罪构成理论的重构应结合自身的实际而不应当照搬。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经济刑法中模糊型犯罪构成在经侦中的理解与适用

运用辩证法基本原理,对我国经济刑法中的模糊型犯罪构成进行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类,探究其产生根源与存在的必要性,论述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积极意义,并以常见的疑难法律问题为例,阐释应如何正确理解和科学运用该种犯罪构成,提高打击经济犯罪的效能。     

浅谈我国犯罪构成的重构

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学的基本范畴,其基本含义在我国早有定论。然而,这一理论正受到挑战。犯罪构成属于"方法"的范畴;定罪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个层次上一次完成;刑法分则的规定,是包含主客观要件的犯罪类型,尚需对其进行总则性考察。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应是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和一般构成要件二者的结合。     

犯罪构成理论的梳理及构建理念的反思

犯罪构成理论兼具法律属性和理论属性,两者不可偏废。文章通过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与修正犯罪构成理论的梳理,试图发现隐藏在犯罪构成理论背后的基本理念,经过分析总结后指出,无论犯罪构成如何建构,终归是总量不变(构成要件要素数量一样),能量守恒(实现定罪功能),并进一步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构成都必须遵循先客观后主观、先形式后实质、先事实后价值的基本理念,否则这个犯罪构成理论就不科学。     

英美、德日、俄中犯罪构成比较研究

"corpus delicti(拉丁文)"最初产生在14-17世纪的意大利,只具有程序法的含义.后来这一术语被英美、德日和俄中等国家的刑法理论所用,并以此构建出了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英美的犯罪构成因遵循其不成文法的传统,至今还具有程序法的含义;德日的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构成"与刑法的罪状相等同;俄中的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建...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浅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现象的处理.归化原则和异化原则体现了翻译活动中在处理文化因素方面的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事实证明,翻译活动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过程,归化和异化原则应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活法”与“行动中的法”——兼论民间法研究的两条路径

埃利希提出的活法概念,和庞德所提出的行动中的法,虽然是法社会学中两个相似的概念,难以区分开来,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异。通过对这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于这两个概念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发现二者之间不同的研究路径。在我国民间法的研究领域中,仍然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模糊状态,通过对于这两条不同研究路径的梳理,可以使我们对民间法基本范畴的研究更加清晰和自觉。     

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要求为"法律真实",从而实现了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演进.但是,"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绝不是对"客观真实"全然否定,"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客观真实"是民事诉讼证明活动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法律真实"是实现"客观真实",从而实现法律的程序正义乃至实体正义的手段.而要通过以"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去实现"客观真实",则要求证据采信制度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和现代自由心证原则.     

“和合”文化下的中国“和平崛起”

我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具有重大意义."和平崛起"论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精髓"和合"思想之上.正确认识中国在和平崛起道路上国际国内的主要矛盾,用和平的方式化解崛起道路上的矛盾,超越用战争或扩张崛起的历史规律,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全新的中国发展之路.     

"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学"探讨

由于歌德这个“世界文学”的肇始者并没有对“世界文学”进行界定，而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对“世界文学”的具体内涵做出说明，从而导致后世研究者关于“世界文学”提出了各种看法和主张。在一个“世界性”与“民族性”分别都需要重视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拥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抓住机遇，努力建设“民族文学”。     

欲"开新"先"返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仅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且还要突出时代特点,进而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最终建立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返本"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之中,文本的意义不能离开解读者而单独存在,因此必然受到与解读者相关的各种传统的影响,又会与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相联系,而"创新"必然是在我们与这些传统的反复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中展开.     

"以人为本"的"人"的涵义探析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以人为本"中的"人"有三层涵义,即"人"是人类、"人"是现实的个人、"人"是指人民群众。正确地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的涵义,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大话"文化:"电子场景"下青年文化的"中区倾向"

"大话"文化是"电子场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行为方式上的主动变革,从而形成的一种"中区倾向"的行为模式,"大话"文化只能以青年文化的面目出现.对于"大话"文化现象,不能轻易地以价值判断对其进行盖棺定论,它实际上是人们在"电子场景"下行为模式转变的一个信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