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品德

品德是什么？品德即道德品质，也就是一个人的人品、德行。其基本内涵是讲诚信、有爱心、知荣辱、守规矩。品德也有“公”和“私”之分。所谓“公德”就是人们在履行社会义务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是与他人、集体、社会、民族或国家有关的道德，     

规范劳动者维权行动的制度选择

重庆市计程车停运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劳动者“自下而上”自发维权行动的担忧，尤其是“停运”组织者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后，“自上而下”的维权方式作为一种矫正机制日益发展，并形成上帮下、上促下、上管下、上代下等诸多形式。事实上，当前的“自下而上”形式与“自上而下”形式，都是基于“个人一政府”两元社会结构的思考，这种类似的路径选择，会导向类似的结果。只有将社会团体置于第三法域的思维中，才可能得到合理的梳理。     

浅析性别与法

性与性别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性”作为生物学中的术语．其意义在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构造方面的不同，影响“性”的是基于生物生理构造和基因。“性别”是属于社会范畴，其基本的划分是基于“性”的不同．但是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性别”不仅仅只是“性”的区别，生活在社会当中．被社会行为和观念深刻影响的人类．“性别”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属性和特征，而这些社会属性和特征形成的原因不单单是基于“性”的不同。     

辉煌巨变三十年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 30年来，一个个浓缩中国社会巨变的词汇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包产到户”，“摸着石头过河”，“三个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30年来，一件件举世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勾勒出祖国飞速发展的清晰轨迹：     

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引言法律援助作为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自1996年建立并实施以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司法正义，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被誉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阳光工程”和“形象工程”。然而，大墙内的服刑人员是不是弱势群体？     

浅论法律援助的“社会需求”

司法部关于法律援助事业“十一五”时期发展规划将逐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保证符合规定的困难公民都能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作为“十一五”时期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完全顺应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必须努力实现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     

我们如何看待那些“二代”？——由“富二代”引发的忧与思

“富二代”从来就不是一个新鲜的阶层，中国从古到今都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但惟有今天的“富二代”是那么的惹眼，总是处在风口浪尖上。从“富二代”杭州飙车撞死人案到“富二代”网络炫富，再到专为“富二代”开设的天价培训班，每一桩都被媒体热炒热议。现如今。“富二代”已经不只是一个阶层的代名词。而且还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企业社会责任指数研究

企业发展的根本动机是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企业具有“自然人”的独特性,这是根本区别于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性机构的一个特性。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企业并不能独立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企业又是一个“社会人”,它的一切活动都依托与其所存在的社会环境当中,离开了社会这个大环境,企业也就无法生存。     

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孔子思想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儒家社会理想的本原是“和谐”。孔子纳“仁”入“礼”,希望通过体现以民为本的社会正义观的“礼法”体系去整合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孔子的利、义观中,个人之“利”与个人之“义”并不相互冲突。孔子的“义利”观体现了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契合性。孔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利”与“义”的和谐统一观,对今天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之路径初探——以“情”、“理”、“法”为切入点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和谐及和谐社会已成为十分凸现的论题。“情理法”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的重要体现和中国人建构其所认同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情理法”抑或“情”“理”“法”进行语义上的分析和梳理，再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的相互关系及其功能角度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建构和谐社会的，从而启示我们对当下我国学界和谐社会的研究进行反思。这是很有必要的。     

“亲亲相隐”对当代刑法的启示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极其注重伦常纲纪的社会，“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的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的法律中均有体现。“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至西周。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     

“啃老”背后的民生焦虑

调查表明，我国逾六成家庭存在“啃老”现象。当前，“啃老”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啃老族”的种种行为让社会尴尬。立法禁止“啃老”，是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还是立法泛化，     

对新加坡“亚洲价值观”的思考

新加坡政府继承和创新儒家思想，创造出具有新加坡民族特点的价值观——“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构建社会主叉核心价值体系，打牢全社会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加强官德教育，带动社会整体向前发展。     

解决诚信问题的关键是政府以身作则

近些年来．诚信问题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家乐福价格欺诈”、“达芬奇家具身份造假”等各种商业欺诈，到学术领域里“论文剽窃”、各种“学术不端”、文物专家的“指鹿为马”，再到体育界的“大吹黑哨”、用人问题上的“假学历”、“假档案”、“假干部”等等，种种不讲诚信、不道德行为，直接影响着社会个体对社会的观感和评价，甚至发展到“连好人好事也会遭到质疑”和“凡事都得问个真假”的程度，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回归十年香港（基本法）的成功实践

《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是中央对港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总章程。回归十年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得到成功落实。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香港保持了稳定、繁荣、发展的局面。香港同胞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和香港前途的信心明显增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创历史新高，香港正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民事裁判中利益衡量的适用

法谚云：“法爱衡平”，“法官心中应常有衡平”。作为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尤其是民事案件裁判中要将利益衡量贯彻始终，在“审”、“调”、“判”过程中，对涉及权利冲突的协调，应充分体现“法”的“公理”精神、“审”的“公正”原则、“调”的“公心”理念、“判”的“公平”结果和“利”的“平衡”保护，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直击中国养老——中国提前面对“未富先老”严峻挑战

“对‘人口老龄化’这样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全国上下都要有充分认识，并积极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解决“执行难”

一、社会信用体系与法院“执行难”的关联 人民法院“执行难”与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加快推进、不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解决法院“执行难”意义尤为重大。     

司法参与社会诚信建设的三重维度

谈及“诚信”，其之干立人、兴业、治家、固邦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在深陷诚信危机的现代社会，“挽救”、“重建”、“养成”成为最为常见的关于“诚信”的前缀词，社会心理层面上的诚信信仰救赎，以及在此基础上物态层面上的信用体系构建成为一个宏大而急迫的社会命题。     

领导干部的“经”与“权”

《人民日报》2012年7月27日刊登李拯的文章：“经”者．恒久之道也；“权”者，应变之策也。以原则维护根本、指引方向，用应变照顾当下、解决问题。领导干部只有做到有“经”有“权”，才能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有“经”无“权”，过分拘泥于抽象的概念原则而缺少现实关怀，这其实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不能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政策就可能沦为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