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绩效评价为导向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问题

本文以政府绩效评价为角度,对我国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探讨。主要结合政府治理中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以及与委托代理相关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我国当前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最后从政府绩效评价出发,对我国政府会计信息的披露提出完善与改进之策。     

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一般性解释及其解决策略——基于博弈论和“搭便车”视角的分析

作为效率损失的重要表现，在我国政府治理领域存在着“行政不作为”等社会现象。从这些现象入手，通过建立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引入“搭便车”分析工具，旨在揭示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发生机制和制度诱因。政府治理效率损失存在着三种发生机制：委托代理关系扭曲诱发了“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的涨落；纵向事权配置诱发了参与人数的增减；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诱发了均衡状态的变化。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制度诱因是委托代理关系扭曲、纵向事权配置方式和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解决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策略，应立足于调适委托代理关系、优化事权配置和设定责任分割机制。     

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是全球非营利组织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适用于中国事业单位治理改革的有效举措。中国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事业单位的行政化倾向、委托——代理问题普遍化、改革存在较大阻力。这和政府与理事会职责划分不明确、理事会职能发挥有限以及改革配套机制缺失密切相关。优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法律环境是前提,构建新型的政府和事业单位法人关系是核心,完善事业单位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是根本,健全事业单位法人评价机制是保障。     

公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20世纪中国改革经验研究

当我国经济学界引进“公司治理结构”、“委托—代理”等概念解释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时,遇到的基本障碍之一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严格意义上的“委托—代理”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大多数公有企业。因为这一理论最基本的假定是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所有者,这个所有者愿意并有能力约束代理人,以防止自身权益的流失。但是,如果找不到这样的所有者,那么讨论“委托—代理”的问题似乎就没有多少意义。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由于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的相对分开,使得政策制定权与政策执行权产生分离,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并产生委托代理问题,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利益的不一致和权责的不对等.通过对政策执行者的监督、激励与对其败德行为的惩罚,可以有效地治理政策执行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从而防止政策执行失败.     

公共服务的“后市场化”道路——以广州环卫服务改革为例

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遇到复杂制度性障碍的关键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主要表现为委托-代理问题导致基层政府改革激励下降,市场层面由于政府管控能力不足、目标不明确导致市场缺陷加剧。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则由于合同约束力有限使政府对市场依赖过大、控制力弱而处于被动状态,关系治理因此失效。为结合政府和市场的优势,重塑关系治理的有效性,广州市政府收回环卫服务发包,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入"后市场化"时代——基层政府更加务实,弥补自身不足来应对市场缺陷,以激励发挥基层政府主动性、以监管规范市场运作、将企业管理模式引入政府内部。这种改革的变化为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考。     

中国代理法律制度的解析与重构——以《合同法》第402条、403条为中心的探讨

大陆法系基于“区别论”把代理分为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英美法系基于“等同论”把代理分为显名代理、隐名代理和未披露本人的代理。合同法402条、403条与民法通则规定的直接代理冲突,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与债权转让和义务转移条件不符,造成委托与行纪法律规范适用的困难。未来民法典应在总则规定法定代理、指定代理和委托代理中的直接代理,将英关法的隐名代理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规定在《商事代理法》或者单行商事法律中,民法典不规定行纪制度。     

政务舆情回应中的信息不对称探微

政务舆情回应中政府与公众间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已是学界共识,但其成因和作用机理却少有人进行理论上的系统探究与现实中的全面考察。"委托—代理"关系框架下的传统研究范式使现有研究局限于"传者本位"的政府单一主体论视角,而结合信息论中关于信息传递环节与干扰的基本观点,可以发现政务舆情回应中存在内生性、自然性和主观性信息不对称的逐节递长问题及其作用于政务舆情演化的"信息——情绪"逻辑。从信息不对称治理的角度反观我国政务舆情回应改革,当前的法治路径有其局限性,在"合乎规范"的社会规制之外更需进行"合乎规律"的舆情信息治理与"合乎情理"的社会情绪疏导。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问题与对策

目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购买服务的目标取向不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不顺等。完善政府购买服务过程,需完善相关法律、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政策环境,需切实转变和规范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和类型,并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委托代理关系,提升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能力。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问题与对策

目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购买服务的目标取向不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不顺等。完善政府购买服务过程,需完善相关法律、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政策环境,需切实转变和规范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和类型,并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委托代理关系,提升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能力。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各种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该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公共治理的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问题频发的体制性根源在于社会控制型的管理体制。追求社会的静态稳定不仅不可能,而且客观上积压了问题,激化了矛盾,不当的社会控制机制破坏了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错位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导致了与民争利,僵化的职责同构的组织体制严重弱化了应急管理能力,碎片化的社会结构状况从根本上削蚀了社会的理性基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顶层设计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公共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将管理目标重设为动态稳定,将管理理念更新为公共治理,将政府角色转换为公共服务,将央地关系调整为地方治理,将社会建设为组织化社会。     

不完全契约形态：转型社会的社区治理结构——以上海康健地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为例

本文以业主组织的发展为例,考察分析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进而探讨作为转型社会的微观基础——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契约规范能否进一步扩展的问题。通过对上海康健地区业主委员会的个案研究,本文认为,社会契约形态的形成就是“个别性契约规范”向“关系性契约规范”转换的实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居委会三方为基本主体的新的社区治理结构呈现不完全契约形态向契约形态发展态势。在社区治理结构中,随着各个独立交往主体都将获得更多或者完全的自主性,契约规范形成并发展着,但这并不会一帆风顺。在此过程中,以制度为杠杆的动态平衡非常重要。随着住房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随着开放条件下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社区治理结构还将长期在不完全契约形态中运作,但未来的社区治理将以完全契约关系为生长点和发展指向而得到长足的推进。     

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

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是推进政府问责制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推进政府问责机制建构之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建构问责制政府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政府工具视角：一种审视政府治理的新途径

西方新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运动,实质是一场革新政府工具,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绩效的管理运动。从政府工具的角度审视政府治理,无疑是一种新的途径,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促进中国的政府治理革新。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带来了治理技术的安全隐患、治理主体的替代 危机、治理行为的价值缺失和治理责任的模糊不清等风险。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 性、赋能治理与侵犯权利的双重效应以及兼具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的自反是其风险根源。人 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公共政策框 架。概而言之,要以数据与算法治理为基础,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源治理;以优化与完善社会政策为保障,彰显技术治理行为的价值理性;以风险评估与社会实验为手段,开展人工智 能风险的监测预警;以社会合作与共治为架构,推进人工智能风险的协同治理。     

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在社会多元治理背景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因宏观上不同的内驱力、价值取向和运作机制,微观上政府职能扩张、群众自治意识淡薄和基层自治组织的利益聚合表达功能不强等因素的影响,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协调困境。为更好地发挥社会多元治理机制,实现社会的＂善治＂,必须找准路径,使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机制走出协调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将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适用于公共政策执行分析,不难发现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就我国而言,由于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的特殊性,其委托代理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特点。委托代理关系及其所产生的代理问题成为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原因。     

内涵挖掘与外延拓展：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多中心协同治理（PCGM）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与其它各类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从而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其特点一乃是在一个促进型的政治体制中,利用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制度变迁来创造出有利于个人作出服从规则并相互监督的权变承诺和可信而确定的环境,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特点二是采取制度化调控为主、组织化吸纳调控为辅的方式,超越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形成政党领政、政府行政、多元参政、社会监政的良性循环治理格局。本文最后从制度价值分析进发,克服单中心权威治理理论和实证上的致命缺陷,将治理范式引向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最终实现建设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