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之适当性探讨

高利贷以是否具备经营性,可以区分为民间借贷型高利贷和营业型高利贷。民间借贷型高利贷是契约自由精神的体现,是双方自愿、合法的选择,宜以民法进行规制;营业型高利贷,背离民间借贷的本质属性,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及刑事可罚性,无论是依同质性解释还是目的解释的路径,均符合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要求。《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入罪的类型属营业型高利贷,其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要领。     

我国受贿罪法定入罪量刑标准研究

反腐败立法是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国家反腐败体系建设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而受贿犯罪立法又是我国当前反腐败立法之核心。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关于受贿罪入罪量刑的标准及其根据贪污罪入罪量刑条款确定之立法模式,从内容及形式方面均无法完整地反映出受贿罪之罪质及其社会危害性,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受贿罪与贪污罪在罪质及社会危害性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应及时更新受贿罪之立法理念,让受贿罪的入罪量刑标准能够真正体现其罪质和社会危害性。受贿罪侵犯的是公务行为的不可交易性,只有能够反应受贿行为本身的各种情节方可作为受贿罪入罪量刑的根据。故受贿罪应当设置符合其罪质特点的独立的罪刑条款,建立受贿罪数额、情节二元入罪标准及以情节为核心的量刑标准。     

刍议哄抬价格行为的入罪化

价格问题是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由于哄抬价格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中国现行法律制裁措施对它遏制效果不显,且它又具备着当罚性,故该文认为哄抬价格行为存在入罪依据,完全应当予以入罪化处理。为此,该文比照现行刑法非法经营罪的法条设置就哄抬价格行为入罪化的具体模式展开设计,根据拟设的法条剖析了哄抬价格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对其具体司法认定展开了探讨。     

论民间高利贷域外法律规制及其对我国的法律启示

民间高利贷是由于民间藏有大量闲散资金而银行存款利率较低和银行紧缩政策所致,国家在法律形式上对民间高利贷不予以保护,但是由于民间高利贷处于国家信用控制和监管当局监管之外,国家金融法律制度改革滞后经济发展要求,使得民间高利贷呈现出由个体行为向公司行为的趋势发展。本文从对域外民间高利贷规制考察中发现,虽然域外法系对民间高利贷做了相关的规定,但是其并没有将民间高利贷作为一种"地下性"行为认定。因此对于我国学者提出的民间高利贷是非法经营罪、民间高利贷需要通过在刑法分则中增设"职业放高利贷罪"来规则等观点,还有待商榷。     

论不作为犯罪之入罪化

不作为犯罪的认定在刑法学界素来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在于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在不作为犯罪的入罪化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当以作为义务为线索,以"道德—法律"分析模式对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进行分析,然后再以一般性入罪机制和特殊性入罪机制对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地位进行考察,从而对不作为犯罪的入罪化问题得出一个整体式的理论分析范式。     

前科入罪:一种新的立法现象——以盗窃罪为例

基于刑事政策的原因,盗窃罪司法解释对前科犯的"数额较大"标准作了减半的规定。其实质是将一个本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仅就前科这一条件而予以入罪,可称之为"前科入罪"现象。前科入罪的理论基础是新派的社会责任论。其在立法论层面存在动摇罪刑法定原则和违反客观主义刑法立场的理论缺陷;在解释论层面也存在与立法目的和共犯原理相冲突的问题。前科入罪折射的是我国社会治理的过度刑法化,对此应当引起反思。     

非法经营食盐入罪问题探析

非法经营食盐入罪,是一个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它经历了从无章可循到有法可依,从重罪轻刑到刑罚相当再到以轻刑为主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盐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善,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非法经营食盐入罪问题值得反思。     

关于发放高利贷行为的刑法评析

某一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必须先判断其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并且这一国家规定是指明确此种行为可构成犯罪并需要承担相应刑罚后果的禁止性规定。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仅将发放高利贷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发放高利贷不符合非法经营罪之“违反国家规定”的前提要件。此外，如果将发放高利贷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将导致其与高利转贷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间在法定刑设置上不相协调。     

醉驾入罪的犯罪学解读

讨论醉驾入罪这一刑法学的规范设置,必须先从犯罪学的角度讨论酒驾这一社会事实。我国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为何不能有效制裁醉驾行为,而要讨论醉驾入罪呢？根据已有的说法,主要理由是原罪名的处罚过轻,此罪不设立就难以对泛滥的醉驾行为加以有效惩治。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刑罚理念仅仅关注了＂交通肇事＂这一结果,而没有对“酒后驾车”这一行为作出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     

职前受贿入罪化刍议

随着公务员招考制度改革的深入,大量涌现的职前受贿现象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但我国现行刑法却无法很好地加以规制,受贿法网存在着扩大解释也难以弥补的漏洞。本文从职前受贿入罪化的法理漏洞、国际潮流和现实需求等方面,深刻剖析其原理和改革依据,并提出立法入罪化的形式和相应的立法构想,以期对我国受贿罪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意义。     

民间融资亟需刑法规制

当前,非法融资行为的危害性已经超越了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所能规制的限度,有必要运用刑法进行规制。完善针对民间融资的刑法规制体系,就要完善前置性金融法律规范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标准;完善集资诈骗罪的入罪标准和法定刑的设置,以此来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性贿赂入罪:反腐前沿迫在眉睫的问题

性贿赂行为作为与贪腐密切相关的一种行为究竟应否入罪接受刑罚,已经成了社会一大议题.在以社会群体为样本的问卷调查中显示,公众的认识已经反映出性贿赂具有极大的、应该纳入刑法规制的社会危害性；再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性贿赂行为也与一般贿赂行为一样,具备了符合犯罪的所有构成条件.性贿赂行为入罪实则大势所趋.     

垄断行为入罪之实体与程序问题研究

我国《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并未规定刑事责任,这对垄断行为的防治不利,同时也不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和我国的立法习惯。垄断行为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的无可避免性应当入罪。根据我国实际,应在慎刑原则的指导下从严控制适用范围和刑罚力度;同时设计特定的刑事诉讼程序,以利于对垄断犯罪行为的防治和查处。     

醉驾入刑：北京判例让人松了口气

关于＂醉驾入刑＂,北京判了两个案子。因为这两个判例都是在＂释法＂之后宣判的,所以格外令人瞩目。据媒体报道：2011年5月17日,东城区法院对＂醉驾入刑＂后北京查获的首位醉驾司机李俊杰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俊杰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同日,东城区法院对高晓松醉驾案作出一审判决,高晓松醉酒驾驶机动车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6个月拘役,罚款4000元。     

反思高利贷与金融市场的扭曲

文章在对中国当前民间金融中高利贷的现状、特点和形成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金融改革型的治理对策。认为高利贷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在于严厉打压,而在于认识到金融市场的扭曲,疏导民间金融改革的措施,包括民间借贷的合法化、民间借贷利率的信息公开化、信征系统建设、经济主体信用级别化和准金融机构的多样化、规范化发展等。     

新形势下对恶意欠薪行为的法律分析

本文结合＂恶意欠薪＂已由刑法修正案入罪,从欠薪的现行法律规定入手,分析恶意欠薪罪的认定,特别是针对今后入罪后的注意点等方面进行分析。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虚报注册资本罪非犯罪化审视

从我国连续出台的《刑法修正案》来看，犯罪化都是历次刑法修正案的主题。在国家着力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从非犯罪化的视角审视经济刑法中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改革问题。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原理为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非犯罪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就此探讨虚报注册资本罪从刑事立法上废除的可行性。在当前刑法典仍然规定了该罪的情况下，应该考虑从司法层面将该罪进行非犯罪化。     

高利贷引发刑事犯罪的治理

高利放贷行为,容易引发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以及赌博等刑事犯罪。治理高利贷引发的犯罪,既要承认高利贷本身的非罪性质,也要重视高利贷容易引发刑事犯罪的特性;要完善法律规范,解决法律冲突;加大打击力度,执法从严;加大对担保公司的监管力度。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及其对犯罪控制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与两极化刑事政策一样,也是＂重刑化的实体法＂配合＂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在犯罪控制的内化过程中,刑事政策也从国家本位转到国家.社会本位上来。国家的放权分责,既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也让民众承担了更多责任。     

论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轻刑化路径

"刑罚趋轻与合理化是刑罚变化的必然趋势,尽管犯罪现象并不减轻甚至存在趋多走向。"[1]而我国的刑罚与西方国家相比是严厉的,学界对刑罚的轻缓化基本持可定的态度,但大多数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立法上的轻刑化,而忽略了在刑事司法事务中的轻刑化。罪行法定原则的核心主轴是限制刑罚权的滥用、保障人权。这就需要我国确立软化的罪行法定原则,限制法官入罪的自由裁量权而富于法官出罪或轻刑化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刑法的实质解释,在实践中适用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事由,从而实现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轻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