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1+N”中心国家治理模式

中国国家治理不是单中心(monocentric),也不是多中心(polycentric),而是"1+N"中心。从公职人员的产生来看,强调竞争性选拔;从决策过程来看,是事前协商、充分吸纳,事后制衡;从公众参与来看,强调决策者主动了解民意的公众逆向参与;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中国在强调高度政治集权的同时也高度行政分权;从社会治理来看,强调党的动员能力与社会自组织的有机结合。这是一种结合了统一与多元,效率与开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新型国家治理模式。     

欧洲地方联络代表机构的发展及其运作方式

派驻地方性常设联络代表机构是地方政府管理过程当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管理模式.各种形式的常设联络代表机构推动了地方政府与国家乃至超国家实体的联络沟通、决策公关、社会交际和信息资源交换等,在更高层级的政治体系当中致力于实现地方的利益和价值诉求.这就为地方政治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作出了新的推演.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论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治理创新

在创新社会治理中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必须深刻认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时代背景,准确把握党的群众工作和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和新要求;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化群众参与理念,创新群众参与的渠道和方式,健全群众参与的体制机制,使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贯穿到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全过程;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治理新局面。只有把党的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紧密结合起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才能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党的领导与基层治理:嵌入机制及其发展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历程,在党领导基层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自身的优势组织动员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塑造。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突出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围绕国家治理核心议题构建基层工作核心框架、将党的领导在深入嵌入村社治理之外更深入地融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精准治理和精准服务水平,中国共产党正逐步解决国家和社会分离过程中所出现的基层公共服务不足、基层社会秩序破坏等难题。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等做法为党领导基层治理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机制保障。党的领导在基层治理中的嵌入显示了异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中的政党功能定位,"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在我国的基层社会中得以全面展现。     

政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选择

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从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同义表述,是在扬弃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创新。国家治理既不是去国家化,又不是强化政府治理,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国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     

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国家治理:结构、资源及有效介入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最初的国家统治阶段逐渐过渡到国家管理阶段,转而进入国家治理阶段。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网络空间出现了公域与私域重新融合、国家安全加快转向、公共风险四处潜伏、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等问题。由此,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国家治理除了要考虑到给予社会足够充分的空间,同时也要能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对社会进行必要的监管,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两者之间的均衡与协调。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国家治理主要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参与、多向互动和多制并举的国家治理,可通过软性资源和硬性资源的运用与转化,采用基础性治理、渗透性治理和介入性治理三种方式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做法及启示

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结束,建立了一套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基本确定。此后美国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并急剧转型,但通过不断调整政府职能、提升治理能力,发挥非营利组织作用、激发社会活力,完善反腐败体系,维护环境和食品安全等举措,逐步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过程中,美国始终保持自身特色,政府和政治精英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健全法律制度,培养法治意识,重视价值观和理论的作用,对中国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但是,美国相关做法和体制难以摆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过度分权导致的效率低下等局限性,需全面、客观看待,批判性借鉴。     

中欧多层气候合作探析

英国脱欧及更为宏大的逆全球化浪潮表明,再国家化正获得新的动力,欧盟研究似应更加关注其成员国甚至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在欧盟多层治理体系中,成员国始终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欧盟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地方政府的直接联系又使得后者在欧盟治理中的作用提升。对中欧合作而言,欧盟多层治理体系可能导致双方在治理目标、治理能力及治理机制上的严重非对称性,进而为合作设置诸多无形障碍。这在中欧气候合作中体现得相当明显,并在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集中爆发出来。为应对欧盟多层结构与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双方气候合作中造成的问题,应该探索一种以多层对多层的中欧气候合作关系。中国与欧盟目前在气候合作领域已初步具备多层次合作框架,这些合作分别在中国与欧盟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和社会主体三个层面展开。展望未来,中欧双方应推动具有相似特征的城市建立中欧城市气候伙伴关系,维持长期稳定合作,破解彼此间气候合作的非对称性难题。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视域下儒学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面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需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位、诠释和发展儒学,进而理顺其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参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需要接受现代政治价值的规训。儒学在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和发展中的作用,依其性质而言,可以划分为建设性功能和批判性功能。依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并努力实现理论转型,是儒学助力中国政治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要立足社会政治实践,积极拥抱现代政治观念,杜绝不假思索地回归传统的激进理念和狭隘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地方治理结构改革的法国经验

为了实现权力的优化配置,提高行政效率,激发地方活力,法国对地方治理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央集权弊端日益显现导致的必然结果,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执政者的改革决心为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能。在改革过程中,法国重新作了区域划分,下放了部分中央权力,改革了公务员制度,完善了监督体制。法国的改革卓有成效,为其他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民初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特征

近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起点。在独立民族国家地位丧失的背景之下,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艰难起步。为了谋求改变,政界和学界引入了大量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模式。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就是这一政治环境下的产物。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其开启来自外部挑战;其应对过程充满纠结;其发展主题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总趋势是为了国家统一。     

美国最高法院的国家治理角色

<正>美国最高法院在多种族构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地位与制衡性政治制度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充当着确立治理[1]原则、影响治理环境、改变治理过程的独特角色,保证了美国国家政治过程的平稳运行。本文力图结合美国社会历史背景,在初步分析最高法院国家治理角色内容与作用的基础上,为实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司法领域的有益借鉴。     

国外一些政党维护党员主体地位的主张、举措与问题

政党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多数国家的政党属于群众党,作为政党细胞的党员对于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当今许多国家的传统政党及一些新兴政党都日益重视党员的作用,注重维护和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它们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和挑战。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论我国社会组织地方立法的完善

社会组织是由公民、法人自发成立的,以实现公共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为目的的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鉴于社会组织在各地发展的差异性,地方立法应在社会组织立法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注意通过地方的实践,推动国家立法的发展。在地方立法实践中,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制度、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并进一步完善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制度。     

当前地方政治生态建设的状况、成因与对策——安徽政治生态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当前政治生态建设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必须了解和分析党员干部对政治生态建设的认知状况及其特点,研究和探讨地方政治生态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成因,从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强化管理监督、推进制度创新、塑造政治主体、建设公民社会等方面加强地方政治生态建设。     

威权体制下台湾的地方选举与政治变迁

在威权体制的“理念型”中,“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Iimited political pluralism)被视为威权政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其中,举办各种选举是威权体制下有限多元主义的重要体现。但西方学者建构的威权体制的“理念型”,一般较少涉及地方政治层面。而在台湾,地方政治,特别是地方选举政治是我们了解国民党威权政权及其演变的重要线索。按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林兹的说法,在威权体制下,一般人对参与政治性事务意愿不高,民众有一种对政治的“被动的服从和冷感,退而扮演偏狭的和臣属的角色”,政权本身也不愿意见到     

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政府改革

全球治理既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崭新理论,又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作为一种理论,它是对传统政治学所体现的国家统治理念的超越,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发展到全球政治新阶段在政治结构、政治主体、管理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作为一种客观发展进程,它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新形态,是国际规制有效性的现实要求,是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民主潮流的产物.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既对国家主权和政府有效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党的领导力与国家能力——兼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与经验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对天下国家的现代化改造和伟大创造,构建了"党领导国家体制",从而保证了我们以党的领导力铸就国家能力。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来源于党的先进性,来源于党承载的历史使命,来源于党领导和治理国家的伟大实践,来源于党推进社会革命、社会建设以及领导社会治理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以强大的国家能力成功推进了技术进步、促进了人民幸福,成功推进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全面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得到世界公认。显然,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无疑是国家成功的关键,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则是国家成功关键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