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及其法治特征——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分析视角

现代性危机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理论及其制度博弈的极端化反映。从1980年代开始，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走出了理论极端化误区，开始吸收对方理论的合理性因素，追求社会和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以和谐社会为核心的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理论为当代自由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谐社会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兼容并蓄的社会；是以立宪主义宪政为基础的法治社会；是个人自由和权利得到保障、国家权力分立与制衡、社会自治制度完善发展的社会。     

卢梭与密尔自由观的再比较——在人本主义的视野下

卢梭与密尔的自由理论是自由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传统批判将二者分别划入“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范畴中进行比较和针砭,但是却忽视了在个人主义核心价值下二者的共同面向——以人为本。而肯定人的主动性和反省理论化的背离成为这种共同面向的具体表征。     

以赛亚·伯林自由主义宪政思想批判

伯林试图解答的主要政治难题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调了在现代社会里首先应当维护消极自由的理由以及无节制消极自由也会导致不良后果的现实,伯林还论证了人类价值多样性和冲突必然性;伯林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的遗产在于提出,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宪政文明,宪政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根据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变迁不断修订和完善现有基本社会制度,基本制度设置的核心理论依据或指导思想将完成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的转向,基本制度设置的重心将完成从维护制度利益或公共权力到维护公民利益或个人权利的转向,从而为后人探索进一步完善社会基本制度指明方向。     

现实关怀的彰显与终结意义的阙如——自由主义自由理念批判

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因其在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价值选择上存在偏颇而显得狭隘,这种狭隘性使其重在对现实关怀的彰显,忽视了自由包含着对终结意义的追求,前者暴露了自由主义的自由的内在矛盾,后者则根源于这种矛盾.     

论马克思的自由观对当代公务员培训的重要意义

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崇个人自由,部分契合了我们改革开放的背景,因此获得了比较广泛的传播,但是在个人自由的幌子之下夹杂了大量消极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公务员队伍需要提高警惕,增加辨别能力。抵制错误思潮最好的方式就是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占领思想高地,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用好公务员培训这一抓手,在公务员培训中既强调提高工作能力,也注重政治和职业道德等思想建设,而且后者更为根本和重要。     

论自由对建立法治国家的价值——对自由与秩序价值冲突的思考

法以自由为目的 ,自由与秩序价值是法律价值冲突的集中表现。自由之于人、之于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由问题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自由主义把自由价值当作政府的基本方法和政策、社会的组织原则以及社会体制建构的政策取向。对强调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的秩序观念给个人和法治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担心绝非多余。在强调依法治国的社会背景下 ,如何定位法的价值对于 2 1世纪如何建立法治国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人的发展:制度变革的价值目标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与社会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制度对人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面作用,但其积极的作用是最根本的。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发展要求制度变革要注意以下关系: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为本;效率与公平;社会和谐与个人自由发展;自由与秩序;稳定性与变动性。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挑战

自由主义是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注重个人自由、尊重个人价值,追求个人自主。自由主义从鸦片战争传入我国到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对我国大学生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给工作对象主要是大学生的辅导员工作提出了许多困惑和挑战。     

中国近代价值观变革的启蒙意义

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变革，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其主题是人的发现和人的解放。价值观这个历史转变过程的突出特点，是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由专制主义体制中社会化了的人格变为民主主义体制中自由独立的个人，即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意识的凸现。这个转变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个人主义的形成和传播是近代中国价值观上的革命性变革。     

美国对华民主输出战略对中国经济主权安全的影响

以新自由主义非议中国特色经济民主,是新时期美国对华进行民主输出的战略手段之一.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发展理念,新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和私有制为基础的,从根源上来讲,美国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经济民主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所有制问题.居于当今国际经济体系核心地位、拥有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与主导权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侵犯中国对本国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威胁到中国经济主权安全.面对美国的民主输出,一方面,中国应超越“冷战思维”,避免中美走向对抗；另一方面,中国要坚持“渐进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之路.     

马克思法律自由观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的评判标准在于是否实现人的自由,而其中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主要手段,应该反映当代经济关系并以经济发展作为改革的动力,最终保障人类实现自由。这一观点对于我国在法治前提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对法律自由价值的阐释实际上与和谐价值是互相依存、内在统一的。在这两种价值统一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建立正确的法律观,认识到法律应具有追求自由的价值,应当符合客观规律并将法治的完善看作一个历史过程,最终通过实现个人的自由以达到整体和谐。     

两种自由思想视野下的法律家长主义

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19世纪前后,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两种自由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以至于以自由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家长主义在现实中的境况也有所不同.这两种自由都有其固有的缺陷,我们能看到法律家长主义的合理之处和不足.     

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关系的反思与再构

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并防止司法独立走向司法专横。司法可以强制当事人履行其裁判结果,但不应限制当事人及其他民众通过媒体对其公正性表示质疑;对媒体报道反映的当事人及其他民众的观点,任何人都可以不赞同,但人们必须尊重和捍卫他人说话的权利。     

社会转型期的警察权配置研究

一个社会的警察权配置是由这个社会在进行社会控制时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即公共秩序价值和个人自由价值的选择。秩序和自由不仅是一种对立关系,还应当是一种动态平衡下的统一关系。在社会转型期,秩序和自由的冲突更加剧烈,因而两者平衡和统一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选择并采取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自由的秩序维护方式,使公民自由受到最小的限制;在维护自由价值时,必须为公权力保留最起码的能够有效维护和控制秩序的权力。社会转型对警察权配置提出了总体上的要求：应当对警察权加以控制,而不是简单地削减警察权的行使范围。其具体实施方式是：应当以维护秩序的最低需要为标准调整警察权力的范围,以自由价值的满足为出发点控制警察权。但是,为使警察权得以良好、有效地运行,因而当前应当注重警察权威的塑造。     

乡村关系的民主效应分析

我国＂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关系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实践中存在着＂行政化＂和＂放任型＂两种非正常、异化的乡村关系,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基于民主的视角,客观评价和分析上述两种乡村关系的正负效应,旨在提高其正效应,降低或避免其负效应,尽快建立法律文本设计的健康、理想的乡村关系,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积极自由：经济法上的自由观——对民商法消极自由观的超越

近代以来关于自由的观念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学说"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确认和保障自由是法律的目的,民商法体现的是一种消极自由观,经济法则反映了积极自由的观念,是对民商法消极自由理念的超越.     

消极自由权与行政警察权初论

作为基本人权的消极自由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法治资源;行政警察权是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公共权力之一,它以限制人的自由为主要特征。消极自由权与行政警察权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二者相异的品性是其中的根本原因。解决消极自由权与行政警察权冲突的理性方案是法治,法治是一个包含诸多因素的整合性系统,其中,消极自由权与行政警察权的行政契约关系是这个系统的基础性条件。     

社会自治的民间法资源

社会自治以消极自由权为依归,并以民间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为制度前提,主要表现为契约关系的社会权力是社会自治的基础,也为民间法确立了效力前提。民间法的效力根据还包括民间法规范符合社会主体的需要,并具有自然法意义上的价值基础。民间法实效就是民间法效力的彰显,依赖于社会权力、主体需求和自然法价值。社会自治意义上的民间法资源主要包括民间习惯法、道德规范和民间组织的内部规则。     

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立法研究

传统意义上,继承的目的是为了抚养被继承人的亲属,防止继承人因为被继承人的去世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其体现的是一种家庭伦理关系。为了维持这种伦理关系,各国法律一般都对遗嘱继承施加了较为苛刻的条件。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个人自由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家庭伦理观念逐渐衰落,当事人意思自治逐步进入涉外遗嘱继承领域。我国立法中还没有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引入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立法中。同时,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时,也不必一味地强调适用法院地法保护公共秩序,而应该严格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运用。     

两种“概念”,还是两种“自由”——解读伯林的Two Concepts of Liberty

伯林首先是一个思想史家。解读他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所使用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主要是用以概括和考察以往政治思想史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家们对自由的理解,而不是为了直接阐发他本人对自由的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字眼,在伯林这里分别代表的是对自由做不同理解的两个概念,而不是说有两种自由,或自由有两种。对于伯林来说,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一种自由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