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2014年12月15日《学习时报》法治中国需要公共理性对于法治中国建设来说,我们缺乏的并不仅仅是法律在数量上的扩充和制度在文本上的优化,更为缺乏的乃是对法律的敬畏和遵循。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同当前法治建设过程中公共理性的匮乏直接相关。这种公共理性具体表现为政府的"政治理性"和公众的"社会理性"。就政府的"政治理性"而言,它意味着作为公共权     

“官僚制”－－突破与回归——对“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对“官僚制”的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围绕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其中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最为突出，它集中在效率、应变能力、非人格化、管理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几个方面批判了“官僚制”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但却不尽合理。本文从反思“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批判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应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新型的官僚制。     

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本文从学术界对公共管理研究已取得的共识谈起 ,着重阐述了对公共管理以及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 ,并初步探讨了公共管理的理想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评议

七十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困境，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公共选择学派（PublicChoice）（公共选择学派与公共选择理论在概念上是同一的，同称为公共选择）便是这股思潮中别具一格的一派。此学派是西方经济学中以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流派，主要流行于美国。近年来声势与影响日益扩大。已遍及西方各国经济学界，对中国也不例外。本文试图对此理论的产生、主要内容及政策主张等作全面的综述，同时对此理论的质的规定性作理性评议。一、公共选择学派的形成与理论特征（一）公共选择学派的形成与…     

论公共理性的哲学内涵及其对公共行政创新的价值

近年来，公共理性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要深入理解公共理性丰富的哲学内涵，就必须从理论源头开始梳理，深入了解公共行政需要公共理性的原因．以及在实践中运用公共理性的原则。我们应当重视公共理性的价值，并在公共行政创新中遵循其原则。     

数目字管理与人本的回归

数目字管理事实上是一种理性的管理方式,但它在今天的滥觞却导致了人性受到压抑和理性的非理性化。其非理性化在公共管理领域表现为技术压倒政治、目的与手段分离、人性的压抑与人际互动的弱化。管理向人本的回归既是管理的本真,也是大势所趋。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论公共理性及其生成——一个公民文化的视角

理性多元化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既成事实，以能为理性公众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消解理性多元化造成的社会分裂和冲突的社会场景下，公共理性呼之欲出。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不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而是从私人理性中生长出来的，是公民理性的一种重叠和交叉及其运用。基于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何以可能的条件寓于公民文化之中。     

“志”“情”之辨及其“表现”向度

学术界对“诗言志”与“诗缘情”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很少从“表现”的角度对它们研究。所谓“表现”，一般指艺术家运用艺术手段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理想，理性的、情感的因素比较显著。如果从“表现”层面来研究文艺理论范畴或命题，则主要指“偏于自我表现”的内涵。本文在辨别“情”“志”的基础上从中国古典美学“表现”的视角对“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了进一步研究。     

近年来人大代表制度研究综述

当前，关于人大代表制度的研究已成为宪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热门课题。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涉及人大代表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地位、现阶段我国人大代表制度运行中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以及如何改革和完善人大代表制度等方面。本文拟对学术界在以上问题研究中所取得的新进展做一简要的综述。     

论转轨政府公共理性的缺席及其重建

转轨时期,政府公共理性的缺席,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一些行业和地区出现政府俘获的趋势,使得经济权力的政治扩张与政治权力的经济扩张均占据了一定的政府空间和市场空间,导致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政治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克服公共权力的异化,应重建公共理性,探索包括政府俘获的合理规避、权力扩张的有效遏制、市场垄断的科学治理等实效性的对策,推动中国经济政治的和谐发展。     

虚化与重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价值理性研究

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作为测评、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实践,需要内在价值理性导引与规范。但目前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却面临价值理性虚化困境,具体表现为理论层面价值理性相关研究过弱、实践层面价值理性缺失,并由此导致了评价失效等问题。对此,可遵循"核心—导向—过程"的逻辑,将公众为本、服务驱动作为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价值核心与导向,并将公共性与公平性、公开透明与多元参与、回应性与问责等原则嵌入、融合于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设计、实施、反馈各阶段,进而实现价值理性的重塑与复归。     

关于政府服务能力的概念界定及阐述

提高地方政府服务能力是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但要研究这一课题首先要把握的即是＂政府服务能力＂的概念界定。从公共管理学科的建立,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再到世界各国开展的＂政府再造＂活动等,政府组织及学术界一直研究政府能力尤其是政府服务能力。因此,本文以中国实际为背景,借鉴、参考学术界已有的相关研究,试就＂政府服务能力＂进行较为科学客观的概念界定,希望能为以后对地方政府服务能力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帮助。     

公共理性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判

对大众文化政治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范式上,但这几种研究范式基本上都建立在大众与统治集团二元对立的结构基础之上,强调两者的斗争。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和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正打破了这样的二元对立结构,为我们理解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越来越远离了公共事件,丧失了基本的理性,甚至在逐步侵蚀着我们还并不完善的公共领域,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更为深入的分析,以促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论公共价值

胡敏中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撰文认为,在中西方价值论研究中,公共价值一直未被足够重视而成为主流话题,公共价值却在现实中表现得异常突出。公共价值是同个体或私域价值相对应的范畴,是指同一客体或同类客体同时能满足不同主体甚至是公共民众(公众、民众)需要所产     

期待理性和非理性俱佳的公共管理者

传统公共行政管理对于非理性因素的研究非常之少 ,甚至被排除在行政管理学研究范围之外。本文通过阐述两面性的公共管理者 ,对比分析非理性与理性因素在公共管理中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表明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极重要形式。也期望能够引起同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兴趣。     

观点

▲重大公共危机中看第一代“独生子女”新华网2003年5月22日消息,被教育专家称为“小皇帝”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经历了他们成长起来后的首次重大公共危机——严重的非典疫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博士称“非典”是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遭遇的最大一次挑战。它对中国各阶层的考验是空前的。青年们在危机中所表现出的责任感与理性引发了人们对这批新一代建设者的重新认识。心理学家王裕如认为,这一代人价值观多元化,人格独立,富于理性,有强烈的自觉选择能力,并且接受与国际接轨的多种观念。那些面对非典表现勇敢的年轻人,多数也并不是…     

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公共管理的研究一般来说围绕着三个方面进行:一是针对当前公共管理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二是针对未来一段时间里公共管理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发展趋势进行的前瞻性研究;三是对公共管理学科本身比如理论变迁、研究方法的研究。同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样,这一研究基本上也可以分成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两种。     

理性与迷信

我们大多数人使用＂理性＂一词是非常随意的。它的本意是指人类认识能力的三个环节之一,即感性、知性到理性。而我们广泛应用＂理性＂一词似乎是指那些遇事冷静,不作过激反应,所谓能做到唾面自干的人的表现;我们还习惯将理性同科学精神等同，那些臆想、狂妄的言行，我们叫它非理性；     

哈贝马斯政治哲学视角下公共领域理性生活方式的构建

对于良好生活秩序和理性生活方式的追求历来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理性生活方式的实现纳入其政治哲学的研究范畴,指出以商谈为原则的沟通和对话是理性生活方式构建的基本前提,话语活动的参与者通过平等有效的商谈制定并遵守行为规范;程序主义法律体系的建制和保护是理性生活方式构建的根本保障,人权和人民主权、私人自主和公民自主通过此体系实现了统一和协调;以交往网络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是理性生活方式构建的理想空间,公共舆论和规范性共识在这个自由交流的空间内产生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