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异化及其体制性制约

公共权力作为一定社会政治组织及其代表者所具有和使用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的工具,其关键是它的公正、公平。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步,致使一些行政职能部门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较为严重。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多从经济学或法学的层面进行思考。本文从公共行政的体制视角对公共权力异化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促使公共权力不失其公共性,以期促进“权为民所用”真正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     

浅析改革进程中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

本文以公共权力异化现象这概念替代传统的腐败概念以求更深刻地反映问题的本质以及避免概念上的模糊性。文章首先从公共利益这一角度界定了公共权力异化现象 ,接着便立足于改革 ,从公职人员的内在动因和公共权力运作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环境分析公共权力异化现象发生的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公共权力异化的不断自我增强机制 ,力求从全方位、多层次揭示当前改革进程中公共权力异化现象发生的原因。     

垄断改革的困局与破解

垄断行业的改革持续了十几年,但目前已经陷入了困局,主要原因在于:一些部门和地方的公共权力被异化;既有垄断格局没有真正被突破;一些媒体和专家学者被强大的特殊权势利益集团所"俘获";受制于现实社会经济环境,决策层对垄断改革的方案难以抉择;法制建设的滞后、司法的软弱和偏颇、市场监管的缺位等。破解困局之道在于:深化政府改革,厘清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权力边界及运作机制;廓清国有经济的主要功能和领域,划清国有企业和公营企业的区别;进一步推进法制建设和制度规则秩序的建设;规范地方公共权力的行为方式;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和进一步开放市场。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公共人：公共行政人性范式的重构

公共人是现代公共管理基本的人性预设。公共人所以与政治人、经济人相区别,因为他有着特定的内容。公共精神、公共权力、公共责任构成了公共人的基本伦理意蕴。公共精神是公共人从事公共活动的精神气质,公共权力是公共行政活动中的权力理性,公共责任是公共人通过公共活动对公众的伦理承诺。     

公共权力运行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公共权力是行政性配置资源的支配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天然内生着异化的基因。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交易和政治决策纳入单一的私人利益分析框架解释个人偏好与公共选择之间的关系。委托—代理理论重点分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代理风险。新制度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设计约束权力运行的制度框架。     

腐败问题探源

腐败是政治之癌。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扭曲成为腐败产生的温床。本文从腐败的定义入手，就腐败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作一分析论述，试图提出反腐败的一些可行措施。     

论我国公共权力合法性及其变迁——兼析重申官僚制的逻辑

当前政府在实践层面的某些失范导致了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回应公共权力合法性危机的前提是厘清其理论基础与历史发展路径。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的工业化转型决定了公共权力的变迁实质上遵循了韦伯式合法性的理论轨迹，延续韦伯式合法性路径需要理性制度与公共权力供求平衡为前提，这也是重申官僚制工具理性的基础。     

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逻辑——权利与权力的“非零和”博弈

从领域划分的空间维度上考察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逻辑,人类历史演进历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不断排列组合的历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零和"博弈导致政治认同走向失衡与异化。如何促进权力与权利的"非零和"博弈,使得公私领域达成合理互动与和谐,是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轴心逻辑和重建当今社会建设的政治基础,也是全球化时代重塑政治认同的必要考量。     

我国公共意识生成的图式分析

公共意识的现代生成决非易事。而是由经济图式、政治图式和文化图式所构成的一个复杂图式。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公共意识生长的经济图式、政治图式和文化图式会呈现出不同的动态演变。进而造成我国自然社会中公共意识蛰伏与异化的图式；建国后三十年中，公共意识狂热与虚妄的图式；改革开放以后，公共意识渐显理性与本真公共性的图式。     

论现代智库的成长逻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智库的成长有其深刻的逻辑必然性和合理性。美国是现代智库的摇篮,通过对美国智库成长的历史分析,发现现代智库的成长依循了"知识—权力"和"知识—市场"的逻辑:在权力知识化中深嵌于公共决策过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实现优化发展。现代智库也因此在逻辑上被定位为既是具有市场比较优势的政策知识专业生产者与组织者,又是超越党派政治、独立的"权力/知识"的中介者。但是,在现实中,现代智库成长逻辑存在内在缺陷与异化的可能,包括智库知识与政治权力"双重俘获"的权力逻辑异化、智库功利化与智库思想市场失灵的市场逻辑异化。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要吸收和借鉴现代智库成长中的合理因素,同时也要警惕并规避其内在缺陷及异化的风险。基于此,依循现代智库的成长逻辑,从国家层面、市场层面以及智库自身三个维度提出中国智库发展的基本路径。     

论西方公共权力制约思想的历史演进

公共权力异化的可能性向人们提出了公共权力制约的问题。公共权力制约是任何政治学家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从古希腊城邦政治时代、近代资本主义时代一直到现代政治学理论阶段,西方思想家、政治家们都在不断探索公共权力制约的机制、方案,从而构成了公共权力制约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史。     

公共权力及其异化治理的伦理选择

公共权力是一种维持、调整和发展社会生活基本秩序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强制性力量,它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公共权力背离维护和追求公共利益的目标就会形成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异化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伦理方面的缺陷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从伦理角度加强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治理将有助于公共权力的合理有效运行和价值目标的实现。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及对我国社会构建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于政治国家放松对市场的管制，给市场更大的自主空间。公共领域为公众与国家权力机关就社会规则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平等协商提供了平台，为公众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进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重要渠道。在目前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精神内涵与功用对规范制约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力运行，培育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与民主意识，推动我国公共领域的成熟与发展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自贸区”改革中的地方自主性扩张研究

自贸试验区改革的政治逻辑是以地方自主性扩张为特征的央地关系调整。在"自主性红利"的驱使以及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地方政府分别从战略层面、制度层面和权力层面扩张自己的行动空间,以推动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改革也促进了地方治理的转型,推动地方政府从企业式政府转向协会式政府,促使地方增长联盟发生扩张与重构,有利于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间接化。     

公共权力异化的利益诱因与道德制约

公共权力作为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 ,自其产生就带有双重特性。它产生的合法性基于公众对其能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特性的认可 ,但由于其具有权力的一般特征 ,又使公共权力存在异化的可能。通过对权力异化过程中的利益诱因分析 ,借助道德对公共权力异化的制约作用 ,可以为公共权力异化的防范寻找新的途径     

草根问政崛起后的舆情生态

网路时代的草根问政展现了超强的生命力,对于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务流程再造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随着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中,网络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越发强大。网络的巨大威力让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有机地连结在一起。如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体制文化分析

季燕霞在《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一个隐讳的事实，是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特定体制文化演绎的产物。其中，政府信用与国家信用混同，经济人现实与政治人理想冲撞，垄断权力扩张与政府预算约束缺失，建设型政府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间为财政增长而形成的竞争，权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结盟等等，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深层次体制文化原因。     

“减少公权”是治腐的根本之策吗?

腐败现象与公共权力不无关联，所以，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以来，公共权力便成为某些学者强烈声讨的对象。有的学者受西方寻租理论的影响，说腐败“来自行政力量对市场的管制”，“根源在于旧的行政权力垄断”，政府权力“寻租必然导致某些官员腐败”，要根除腐败，“...     

商品经济新秩序的构筑与宪法效应

<正> 一、政治经济秩序混乱与商品经济新秩序的框架经济上的双轨制导致了许多政治利益的多元化,而政治利益的多元化又造成了某些政治权力走向极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价值尺度在许多地方被扭曲,同一生产资料的政府价格(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越来越大的差距,已经成为某些政府部门将他们的行政权力转化为市场价值的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每一次积极或消极的行为,都会在政府及政府官员那里表现为经济上的利益,而其他法律主体对政府这些行为的承受能力越强,越加意味着政府下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在扩张和膨胀,这又在政治上反映和形成了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