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政协制度的成长及完善——以协商民主范式为分析框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追求社会主义民主理想过程中创造的民主形式,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针对传统的选举民主越来越难以圆满解释西方社会的现实,西方理论界提出以宪法为中心的程序主义协商范式,试图解决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以保证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正当合法性。根据我国现行宪法设计,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完善政协制度首先应对政协制度的宪法地位和职能进行明确规定,将政协制度纳入法治国家建设框架,健全人民政协工作的程序机制,同时推进人大的选举民主与政协的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和谐圆融地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优势。     

协商民主视域中的人民政协功能的发挥及其完善

<正>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是西方民主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而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早已存在体现协商民主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协商民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协商民主与建国初期多党合作的有效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正式形成。中国多党合作是以协商民主的发展为基础的。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发展了协商民主;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是中共统一战线理论;建国初期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推进了多党合作的有效运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江泽民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和典型形态是以人民政协为组织形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协商民主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源头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自己的理论源头,与西方国家的协商民主存在本质区别。研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源头,有利于彰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驳斥贬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各种言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道路的信心。     

完善多党合作制度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二者互为促进补充，在几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完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类别探析

根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各协商主体的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党内协商民主、党际协商民主、执政协商民主和社会协商民主四种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政治协商以及选举民主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从协商理念、协商制度、协商行为、协商结果等方面构建其发展评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认清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面临的形势、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以及找准发展不同类型协商民主的着力点。     

协商政治:多党合作与民主参与的实现途径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协商政治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选择。从协商政治的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时代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以党际政治协商的规范化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途径之一。推进中国党际政治协商的规范化,可以采取协商关系法制化、协商主体平等化、协商内容明确化、协商形式程序化、协商机构专门化、协商方案共识化、协商结果实效化、协商环境和谐化等措施。     

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双轨制模式及其完善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坚持立法和决策的正当合法性来源于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讨论、协商和审议，这也是实现真实民主和公民自治的基本途径。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的核心目标是为运转良好的民主秩序创造前提，给社会的协商群体提供广泛参与的空间。我国宪法确立的是一种双轨制协商民主模式，包括正式的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制度与非正式的公共领域的灵活协商机制。借鉴协商民主理论，推进国家层面的协商制度的重点是加强政协制度建设；完善公共领域的协商机制的前提是畅行宪法教育，以型塑具有关心公共事务美德的协商公民。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误读、偶合以及创造性转换的可能

随着一批西方"协商民主"的论文和著作的译介,最近中国出现了"协商民主"的讨论热潮,不少人把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出现看作是民主理论的转向,看作是对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印证而产生"知音之感"。本文认为,有些人对西方的"协商民主"存在着严重的误读。文章分析了误读的产生及其原因,指出西方的"协商民主"与中国已经存在着的政治协商是基于不同的原则和理念的。但是我们可以在一种规范理论的启示下认真研究基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资源的民主理论和模式的创造性转换。     

论超越了协作体系的合作体系

在工业社会,适应社会分工以及市场经济的需要,人类建构起了一个协作体系.协作体系反映了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为人类工业社会一切社会活动提供了空间,孕育了伟大的工业文明.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都意味着人类正在经历伟大的历史转型期的阵痛,也意味着人类必须超越工业社会的协作体系,用一种合作体系取而代之.官僚制组织是协作体系的典型表现,而属于合作体系的组织形态应当是合作制组织.对合作制组织的研究对于寻找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要求的组织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转型期的制度推进:支持性制度化与修复性制度化

我国转型期的制度推进 ,从全球化看 ,分为外制度化与内制度化 ;而从本土视角解读转型期的内制度化 ,它包括支持性制度化和修复性制度化两方面的进程。我国转型期的制度化需求 ,因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结构转型而迅速提高 ,但支持性制度化与修复性制度化进程展开的非均衡性 ,不仅影响到转型期的整体制度推进 ,而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产生着影响。     

政治体制的社会制度属性辨析

政治体制属于组织管理的范畴，它所解决的是如何实行管理的问题，而不是解决由哪个阶级来统治的问题，因此，它不具有先天既定的社会制度属性；从大量的社会现实看，政治体制同社会制度之间也不存在一对一的固定搭配关系。政治体制对社会制度的稳固有着重要影响，但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不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而是由各国的文化传统、人民的文化素质、社会的发展程度等因素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教条地理解前人关于“国体决定政体、政体表现国体”的论断。政治体制改革的依据也就在这里。在目前我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辨析两者的关系既是破除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障碍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保证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需要。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矛盾构成世界的原理、事物作为过程而存在的原理、事物的价值性原理是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指那些起决定作用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与其他制度区别开来的制度。这些制度具有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丢掉或丧失这些制度,就会犯颠覆性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指那些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体现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上,上接国家治理体系之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之基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制度体系,其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而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保护人民合法权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     

主审法官责任制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设计

法官责任制是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是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着力点和关键环节。建立和完善法官责任制,是防范冤假错案、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实行主审法官责任制应赋予主审法官独立的裁判案件的权力,由其对所审理的案件负责,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分离现象,能够有效去除审判权运行机制的行政化,提高法院的审判质量。     

我国公务员制度中信用机制的重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我国公务员制度中以官僚强制性和自我约束性为特点的信用关系经受不住社会转型的强烈冲击,产生了严重的信用危机。面对我国加入WTO并步入经济全球化这一最现实的国情,在公务员制度中重构信用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着重分析我国公务员制度中信用机制缺失的背景和原因,以及WTO对信用机制的诉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我国公务员制度中信用机制的途径。     

从经典公有制概念看传统公有制和新公有制

经典公有制是自由人联合体公有制,它的实现形式是民主基础上的自治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精神完全相同.传统公有制只实现了经典公有制的第一步,因而是一种类似于原始公社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所谓的四种类型的新公有制企业中,只有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公众持股的股份制企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党代表直选制:地方党代会常任制的重要制度安排

党代表的产生是涉及地方党代会常任制的权威性、合法性以及动力来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党代表直选制,有利于理顺党内权力授受关系,建立党代会的权威,是党代会常任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有利于激发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整合全党合力,是党代会常任制的动力性制度安排;有利于减少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和阻力,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是党代会常任制的可行性制度安排.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之比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不仅存在着阶级性差异，也存在着功能性差异、地位性差异以及程序性差异。这些差异证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特定国家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相对于西方国家议会作为抵制行政蚕食的“黄昏机构”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特别是人良代表大会制度所提供的各种资源，将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     

论单位制与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

计划体制下，单位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个人一单位一国家模式下的单位制整合开始受到冲击。因此，党必须探索适应新情况下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