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的概念：成果观与规则观辨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兴衰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认为法律文化研究者没有完全按照文化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是其中原因之一,特别是在“法律文化”的概念的把握上存在着中国化的误区。作者梳理了法律文化中的成果观与规则观,并提出自己的法律文化观来分析若干中国法律文化现象。     

法律人类学发展的文化进路

法律人类学发展的逻辑规律直接以文化理论的运动为内在驱动力,文化理论建构的方向引导着法律人类学所关注重点的变化;同时,法律人类学由进化论的文化视角,经功能主义文化观再转向文化的法律多元,最终尝试性地提出了中国法律文化建构的理论.     

作为文化的法律与法律人类学的问题回归

法律是嵌入在文化之中而发挥其社会控制的作用,法律人类学亦是在此脉络之下而展开其具体的研究。作为文化的法律因此而成为法律人类学研究的目标和归宿。从方法上强调一种微观观察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及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浓描的文化解释,另外还有作为西方殖民之后的一种法律的去西方中心观的自觉,如此而把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视野真正拉回到一种活态法律的问题意识中去,人类学的法律研究在今天变得不仅必要且及时。     

“千叶之结”及其症因——关于法律文化概念构建的再思考

在理论法学研究中,法律文化概念虽相当常用,但并无一大致公认的涵义,这也影响到了概念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本文从对千叶正士之法律文化概念构建模式的评析出发,去探求“一个精确明了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律文化概念的难求(千叶之结)原因所在;并通过对哈特构建法律概念的认识论背景的分析,指出法律文化概念的构建应该是开放结构和复数意义上的,法史学、法人类学、法社会学等不同法学分支学科的法律文化概念构建模式均各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蕴。     

法律人类学视野下的法律多元

法律多元是法律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和重要议题,法律人类学家以进化论、功能论、结构主义、阐释主义、实践论等为哲学基础,突破国家法中心主义,提出了法律多元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法律多元研究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分析多元规范体系间的互动,并受到全球化发展和后现代思潮影响。     

民族习惯法对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实践价值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多民族的现实往往和多宗教的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 ,多元的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和规范始终是国家法理论上成熟和实践中通行的主要决定力量和重要渊源。在一个多元的法律环境中 ,我们只有正视非国家法的存在并积极引导其发挥正确功能 ,使之与国家法律协调一致 ,才能真正从实践中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法律文化

文章阐述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所体现的法律思想和理论进展 ,揭示了传统东方法律文化所固有的三条逻辑规律。在此基础上 ,对中国社会法律的运用进行了现实的透视并从文化的视角入手进行了分析 ,指出应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法律 ,才能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本土法律资源的合法化 ,最终在这种纵向与横向的嬗变中为中国法律文化找到最佳的坐标。     

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背景下的法制危机——当国家法成为“外来法”

本文以法律人类学＂法律多元＂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法制,通过辨析法律的＂镜子理论＂和＂剪刀理论＂来认识国家法的特性,达到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并超越关于移植法与本土资源的争论。任何过度疏离于社会的国家法律,无论它来源于对外国法律的移植还是本土的创造性立法,对民众和社会来讲都可能是＂外来法＂。国家法律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对社会需求缺乏有效回应,导致国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过度的＂外来法＂,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的一个重大危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方案应致力于提高国家法律的内生性、提高法律对社会的有效回应能力,而法学研究更应回归到法律深嵌其中的社会与文化。     

中国古代法律传播方式的演变

法律传播是特殊的法律活动,作为社会现象古已有之,它与法律同生长同发展。本文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字学、民族学,以及法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考察上古以迄三代之社会形态、语言文字和法律形式的发展历程,厘清中国古代法律传播方式的演变脉络,即经历了由“口耳相传”、到“图象显示”、到“形于文字”的三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创新——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法律观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是不断随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伴随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都审时度势,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继承、发展和创新,形成了毛泽东的“法律观”、邓小平的“法制观”、江泽民的“法治观”,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法律思想对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尚法理念缺失的文化分析——兼论大学生尚法理念培育的意义

我国尚法理念缺失根源在于农业文明的人治文化模式,当法律难以直接成为信仰的对象时,则必须通过现实社会主体以理性自觉塑造出尚法理念。大学生尚法理念的培育有利于打破这样一种二律悖反:缺乏法治文化模式难以塑造具有尚法理念的法人格体,不具有尚法理念的法人格体难以生成法治文化模式。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探析——以香河村为例

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的权威性受到挑战,有时甚至让位给处于边缘的习惯法。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此情况,是由于法律资源备置不合理、传统文化习俗与国家法的断裂、经济发展不平衡、法律信息不对称和农民法律心理等方面在作祟。因此,要提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国家法律意识,就必需实现国家法与传统文化习俗的融合、加强法律资源投入、创新法律宣传手段、把审判带入农村和让农民积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等等。     

传统文化对行政法实施效果的影响

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实施效果与一个社会中的文化特点、公民偏好与取向直接相关.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文化传统、权力善属性、青天情结与“无讼”思想对平等精神、权力制约、程序正义与行政诉讼等行政法基本内容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和阻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法在中国的实施效果.这是中国行政法实施效果存在赤字的法律文化原因.     

法律方法论的意义

法律方法论对维护法治、防止专断、正确地应用法律有着积极的意义。法律方法论不是指那种纯粹逻辑技巧的综合,而是指从大的方面综合了法律价值、社会关系和法律文本的理解艺术。这种艺术虽然并不能完全保证判决结论的正确性,但可以提高判决的正确率。因而,我们既不能轻视法律方法的研究,也不能在实践中把其置于绝对的位置。法治建设需要法律方法论。     

从功能与意义视角看民间法研究

近年兴起的民间法研究热点表明以国家法为中心的单一研究对象和规范分析方法正在受到冲击,法学研究多元化的局面正在形成之中。文章分析和比较民间法研究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注重从功能视角探究规则的普遍性规律的自生自发秩序和强调由特殊性生活样态所构织的意义世界的地方性知识,指出了这两种不同视角之间存在的视域交融。     

法律现实主义的演变及对中国法治的思考——倡导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

创建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何构建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吉尔莫的经典叙述告诉我们对于纠纷的解决依赖于一系列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我们通过从传统法律现实主义到新法律现实主义的历史演变的描述,以及对二者思想的分析对比,可以总结归纳出一些现代法治国家可以借鉴的思想和方法。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也许这些方法有助于确定和保证达到法治和社会和谐的较佳程度。     

法律实证主义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法律实证主义是现代法律哲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包含的实在法理论、法律体系理论与法律效力理论对法制建设非常重要。当前我国对法律实证主义哲学包含的理念缺乏关注,导致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问题上出现诸多弊端,如:诉求抽象人权过多,关注宪法基本权不够;关注法律原则或法律理念过多,关注法律规则和法律技术不够;关注规则设置过多,而关注规则效力不够。当前刑诉法修改在即,关注法律实证主义之于法制构建的理论贡献已成为刑诉法学人亟需面对的又一大课题。     

试论国家单方法律行为的若干基本问题

国家单方法律行为是"国家意图单方引起国际法上的后果的行为";"国家单方法律行为既是国家义务的渊源又是国际法的渊源";由于单方法律行为和条约同属国家的法律行为,它们的效力根据应当是相同的,国家意志、善意原则、基本规范、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等都可以作为其效力根据的解释。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 ,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永远是其不可或缺并起决定作用的内源力 ,因此 ,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法律文化 ,如何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实现科学合理的承接 ,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法制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本文试从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角度 ,找寻传统法律文化中对中国法治化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 ,并就此谈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