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控制与治理绩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制度逻辑

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从学理上解释国家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混合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论文尝试从国家建构社会的视角出发，以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为例证，运用“风险控制 治理绩效”的分析框架探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的制度动因。研究认为，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制度设计表现为“约束”和“激励”的阶段性调整，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是基于风险可控基础上的治理绩效；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有一定的差异，总体表现为宏观避险与中观赋权。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吸纳和赋权可以是共存状态，吸纳的另一面并非赋权，而是排斥和疏离。在社会组织治理进入“秩序思维代替稳定思维”的新阶段，各地政府在社会组织生态建设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社会组织的分化生态。     

合作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

合作治理,是继统治、管理、服务逻辑之后治理公共事务的新逻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公共事务治理价值目标、主体、机制等层面的变化,合作治理应运而生。它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间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组织地治理,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理想逻辑,于公共管理领域将日益凸显,成为大势所趋。     

社会治理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统战现状及其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由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向社会治理体系转型,明确了新时期的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方向。社会治理将会使得传统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轨"型社会组织发生变革,这为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对社会组织统战现状进行分析,探索社会组织统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主体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角色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考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可以进一步明晰国家、社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给这一过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厘清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协商治理中所面临的角色困境;仅从主体视角出发,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提高协商能力,对自我进行合理定位并有意识化解负面效应,以及高度重视与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入发展。     

治理:一个新的国家范式

治理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理解当代社会中执政理念的变化,尤其是行政管理技术层面的变革。治理的概念已经超出了政府统治的范畴,并且涵盖了国家重建和再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治理概念反映了国家管理方式和组织原则的深刻变革。     

组织创新与租值社会化——“新常态”下杭州公共资源治理的案例分析

"新常态"下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变化对高成本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挑战,而总地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以"租值"社会化来改善公共治理的思路。本文以浙江杭州依托本地资源推动组织建设作为案例,来分析公共资源治理的创新经验。即:以在地化的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再定价的增量租金收益为基础,动员多元社会群体参与公共治理,形成以社会再组织化为实质的组织创新,形成了多元社会主体有组织分享增量租值收益,以租值社会化形成良性公共治理机制,从而内部化处理了公共资源治理的外部性风险,借此推动了产业升级。     

政府购买机制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变迁——以深圳为例

完善社会工作服务的政府购买机制、促进社会工作机构的良性发展符合"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思想转型的内在要求。本文以"深圳模式"为例,对由发展初期以岗位购买服务为主,到共治时期的项目购买,再到对社区组织实施整合和统一管理的发展过程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关系的变迁进行研究。指出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影响了社工机构的自主性和专业性,其行政化程度总体呈现出强—弱—强的趋势,并对治理关系的改善提出建议。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差异与有效治理逻辑——基于苏州、东莞两地网格化治理实践的分析

网格化治理是整合组织分割、资源分散的基层治理体系,回应复杂社会综合性、整体性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网格化治理表现出"融合"和"嵌入"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苏州元和街道利用网格系统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多元一体共治格局下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服务网络;东莞横沥镇再造一套网格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形成职能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的网格与职责综合、治理手段灵活的社区组织的二元分工与配合。两地网格化实践都实现了基层80%治理事务在社区内化解的目标,而使网格化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适配,网格化治理结构与地方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是两地网格化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一般逻辑。     

地方治理：研究发展、趋势特征与未来展望

我国正从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地方治理的主题也随之发生变化。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地方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农村社区化中基层政权能力建设；在城市基层政权方面，地方治理表现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力量的发育；在政府间关系方面，城市群与区域发展需求将协同治理提升到新高度。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治理必然是在农村、城市及其二者关系的变革中前行，这是个利益格局重塑的过程，关键在于将治理理念转化为政策工具。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探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从传统国家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向转型,要求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互动。治理理论下的国家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中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可使其发挥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互惠和网络关系方面构筑新型政社关系,以此了解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社会资本整合的困境,探索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协同治理能力。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社会自组织的培育

社会治理过程是一种社会资源的配置、组织和运作过程,社会自组织能力越强,社会治理成本就会越小,社会治理成本与社会自组织程度成反比,与社会治理被组织程度成正比。中国社会自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会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采取措施,培育完善的社会自组织功能,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政党与社会双向赋权:研究社区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变迁,各个地方在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不少颇具特色的探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由于探索时间较短,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政党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难题,更是社区建设的难点与热点。"赋权"理论以其主体间性的特点,为研究新时期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有益视角。其内在逻辑是构建一种党委、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民众协调互动的耦合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发展非政府组织与构建和谐社会

非政府组织具有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不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稳定与和谐中的支柱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要自觉运用非政府组织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将非政府组织真正整合到社会治理结构之中。发展和规范非政府组织,要着眼于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促进非政府组织自主自治的同时,加大政府服务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力度,真正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     

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力度,不仅使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而且也扩展了社会组织的作用空间。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缺乏让社会组织自主运作的动机。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坚持"治理社会"逻辑,从而遮蔽了蓝图规划中的"社会治理"逻辑。因此,珠江三角洲社会治理创新有赖于完成从"治理社会"逻辑向"社会治理"逻辑的转换。     

政府的“三种能力”:情境认知、组织调适与社会治理

政府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实施对社会的管理,而政府管理可以分析出三个要素,即管理环境、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从这一理论视角切入,政府组织的能力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管理环境视角的"情境认知能力",它是政府组织直面环境变化与应对环境挑战的一种能力:二是基于管理主体视角的"组织调适能力",它体现在"适应、控制与变化"的三个环节中:三是基于管理客体视角的"社会治理能力",它体现在政府作用于客体及其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中.     

社区社会组织何以被行政吸纳——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再解释

社区社会组织是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变量,同时也是承接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回应基层社会结社意愿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其一直致力于在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与社会结社意愿高涨中达成平衡。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通过对重庆市LX社区WS志愿服务队的观察发现,社会组织在培育过程中容易产生资源依附、目标替代、黑箱化和志愿中断等"行政吸纳社会"问题。社区社会组织行政化的生成逻辑分为四个递进层次: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供给地位引发社会组织的资源禀赋依附;资源依赖关系赋予行政干预组织行为以正当性,这种同化力引致社会组织目标与行为相悖;为了消除成员对行政事务的心理排斥,政府利用制度真空干预人事安排;行政吸纳使组织内部缺乏维系动力,且因社会资本不足,持续性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     

网络化治理中治理责任的实现：责任设定与追究

网络化治理所倡导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构建合作网络进行社会治理的理念，为现代民主治理思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工具层面的构想。在网络化治理中，合作规范设定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体现了责任的强制性，而道德责任体现了责任的自觉性。治理责任的实现依靠治理网络建构的一系列硬性的制度约束和软性的伦理要求。在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问责机制、监控治理绩效以及实施退出制度等措施，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责任。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现代化路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模式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其变迁体现了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转型的逻辑主线。政府治理模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基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对现行的政府治理边界、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方式等作出调适,构建政府主导、市场与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     

乡村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悬浮——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

乡村数字化转型逐渐催生了乡村治理的新形态，这使得原本深嵌于传统治理中的结构与过程从中脱嵌出来。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出发，技术嵌入与乡土性的对立、政府组织的独角戏、传统乡情和文化的相斥与数字生态的整体不适，使得乡村治理情境与数字化转型愿景相割裂，带来了乡村数字“隐秩序”与治理悬浮。乡村数字治理迫切需要在地性的内生力，从“技术”到“生态”的系统建构，能有效推动形成“技术-组织-文化-生态”层面的制度联结，实现乡村治理与数字转型的关系再嵌与实践联合，进而为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乡村数字治理提供生态性支持以及可持续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