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经营中占有型财产犯罪的司法认定

贪污、职务侵占、侵占三种占有型犯罪中,形式多样的承包经营均有不同程度存在,使承包主体的性质、身份、产权等都蒙上了复杂的色彩,同时亦给三种占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带来许多困惑。结合办案实际,对承包的本质属性、承包案件的判断标准、特殊承包形式中相关案件的认定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为界定承包经营中占有型财产犯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提供有益的路径和方法。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立法及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本辖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进行调查和对相关立法的学习与思考。笔者认为,在立法上,构成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犯罪的主体还不够明确,某些本应构成犯罪的行为也未在立法上规定为犯罪;在法律适用方面,对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量刑普遍存在着轻刑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村官”涉嫌贪污犯罪所涉新问题分析

对于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村官“),所从事的公务是否属于法定的行政管理工作,是否涉嫌贪污犯罪,是否应该严格按贪污罪定罪处罚,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立法的目的旨在通过惩治“村官”腐败,维护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但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和运用法律,势必会造成冤案、错案。因此,从刑法制度和司法工作中,对“村官”涉嫌贪污犯罪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贪污犯罪黑数的成因及对策

犯罪黑数(dark figure of crime),是指潜伏的犯罪总量指标的估计值,即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计算到司法犯罪统计中的犯罪,或未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数。因此,理论界又称之为犯罪暗数、犯罪未知数、犯罪隐匿数,外国犯罪学者亦称其为“刑事隐案”。根据我国刑事立法,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侵占公共财物的行为。贪污     

职务侵占犯罪案件的特点及防范对策探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职务侵占犯罪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统计数据表明,职务侵占等侵财类案件数占所有公安经侦部门管辖案件的20％以上、占公司犯罪的70％。因此,进一步研究职务侵占犯罪,加强对其的打击和防范已刻不容缓。文章对职务侵占犯罪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防范对策,希望可以对打击当前的职务侵占犯罪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职务侵占案件侦查研究

职务侵占案件属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管辖的案件之一,在经侦部门管辖的条件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但是该种案件罪与非罪,此罪与被罪的认定始终是司法实践难点,本文从案件特点的论述开始,通过分析职务侵占案件与贪污案件、盗窃案件、侵占案件等区别,给出了该类案件的一般侦查要领,希望能对公安司法实践能有所帮助。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犯罪案例评析

一、我国刑法对贪污罪的具体规定1.贪污罪的罪名及犯罪构成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其犯罪构成的要件为:从犯罪主体上看,贪污罪要求的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主要有两类人员:一是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外部人员,如果与上述人员相互勾结,伙同贪污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从犯罪的主观方面上看,贪污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并且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目的。从犯罪的客观方面上看,贪污罪表现为…     

农村基层组织干部贪污犯罪案例评析

一、我国刑法对贪污罪的具体规定1.贪污罪的罪名及犯罪构成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其犯罪构成的要件为:从犯罪主体上看,贪污罪要求的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主要有两类人员:一是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外部人员,如果与上述人员相互勾结,伙同贪污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从犯罪的主观方面上看,贪污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并且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目的。从犯罪的客观方面上看,贪污罪表现为…     

严惩经济犯罪重点已定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日前在北京说,当前开展反腐斗争,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重点,就是那些敢于利用手中握有权力和掌握国家、集体钱财的职务之便,进行行贿和贪污腐化等的犯罪分子。在不久前举行的严厉惩治重大贪污犯罪分子新闻发布会上,刘家琛说,当前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严重侵蚀下,一些手中握有实权或者掌管国家、集体钱财的人的金钱欲望迅速恶性膨胀,他们视国家、集体的资金、财产为自己的私人钱囊,肆意侵吞、挥霍。犯罪金额     

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与处罚

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和数额达到较大是构成该罪的必备条件 ;其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 ;其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 ,必须准确区分非法集资与合法集资、集资诈骗罪与集资借贷纠纷、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     

职务侵占研究

职务侵占罪的认定,首先要通过《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来全面了解并掌握该罪的法律链接,其次应当通过对该罪的客体、主体、客观、主观四要件的认识与理解来完整地确定职务侵占的犯罪构成。最后,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准确地予以认定罪与非罪。     

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范围研究

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要件仍有一些具体问题值得研究。非机动车驾驶人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在判断时应当以行为人是否是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驾驶非机动车为标准。司法解释肯定了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承包人的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资格,司法实践中应予正确适用。指使者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不能以交通肇事罪中的共犯论处,而是应当以包庇罪定罪;如果是指令肇事者将受害人转移到他人不容察觉、无法救助的地方,致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则与肇事逃逸者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存款名义人挂失领取他人钱款的行为解析

存款名义人通过身份证挂失提取他人借用本人身份证存放于本人名义下的卡内钱款的行为在学理上有侵占罪和盗窃罪两种对立的观点。行为准确定性的症结在于对存款占有以及占有支配力归属的不同理解。应当肯定的是，存款占有作为事实上的支配状态，银行享有对存款现金的事实支配，而实际持卡人和存款名义人同时享有对存款债权的事实支配，当二者发生重叠冲突时，存款名义人的支配效力大于实际持卡人，是存款债权占有的合法归属者。那么，存款名义人通过挂失提取存款的行为就属于将合法占有的他人存款债权变为非法所有，应当成立侵占罪。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

对因暴力犯罪而致生命、健康遭受侵害之被害人国家补偿不仅是一种道义上的"善行",更是一项国家的法律责任。建立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已经达成共识,但"如何建构的问题"却依然存在着较大争议。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立足中国实际,深入系统地探讨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对象、适用条件、补偿程度、资金来源及管理机构、补偿程序等重要问题,对于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科学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当得利行为能否构成侵占罪

不当得利构成民法上的债的侵权,是一种具有非法性的民事行为.当不当得利行为人占有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拒不返还时,能否按照侵占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一直困扰我国司法界和法学界的一个复杂问题.实践中因不当得利而发生"侵占"的情况多种多样,拒不返还不当得利财物的现象已构成了对社会的严重危害,迫切需要对此进行刑事化剖析.本文结合民法原理和犯罪构成对不当得利行为的非法性、罪责性及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具体分析,以客观、合理地认定不当得利与侵占罪的关系.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适用问题探讨

在刑法中设置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立法意图,是以堵截构成要件对涉及枪支、弹药案件的犯罪人逃漏法网的可能进行堵塞拦截,因而在司法适用中应当着力体现这一意图。     

论数据思维在网络非法集资案侦办中的运用

当前,非法集资犯罪除了继续沿用庞氏骗局中以虚构条件骗取投资款的方式外,在互联网中呈现出一些新特质,对传统中的回溯型侦查模式形成挑战。遵循数据思维的逻辑理路,即参照法律规制与司法实践、事前预警与事后打击、情报导侦与逆向推导、惩罚犯罪与服务发展相融合的逻辑理路,在网络非法集资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从确定行为主体、犯罪构成定性、锁定重点人员和剖析资金流转路径等四个方面展开技术分析应用的具体过程。     

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依据--兼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身份犯中,纯正的身份犯其身份具有构成要件要素的性质,如贪污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非具有身份者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但刑法规定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正犯,但其处罚依据在学理上存在疑问。处罚非身份共同正犯的依据并不在于形式的不法与有责身份分离说（结果无价值论）,也不能从基础单薄的法律拟制说中找寻正当依据。承认真正身份犯中非身份行为人责任与具有身份的行为人责任具有连带性质,是解决此类身份犯处罚依据的可行理论途径,此解释路径也可纠正相关身份犯罪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司法适用中的错误做法。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研究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着法益界定不明确、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晰、易混淆等问题,导致该罪的适用范围较广,甚至涵盖了部分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这种情况不仅加剧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也未能有效规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问题,并且导致了司法适用中的偏差。在当前深化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只有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法益进行准确认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非法性”“利诱性”等含义进行目的性限缩,以合理限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范围,才能更好地促进民间资本的流通,化堵为疏,激活民间资本,促进我国金融业合理有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