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优化中央与地方税收授权立法的法治路径

当前,我国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国务院等行政部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主导地位比较虚弱,究其原因,与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有很大关系。事实上,《立法法》本身并不排斥税收授权立法,但前提是税收授权立法能够满足一定的限制条件要求。目前社会及学界对税收授权立法的诟病,多是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税收授权立法存在"空白授权""无期限授权"以及"转授权"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尽管长期以来在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之下地方没有税收立法权,但是中央对地方税收授权立法的不当行为却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因此,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授权立法行为都亟待约束和规范。为建立健全税收法律体系,应当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授权立法,明确法律保留和税收授权立法的关系,寻求优化中央与地方税收授权立法的法治路径。     

从税权划分看我国地方税制立法体系的完善

税权划分规范与否,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两级税制体系能否规范建立和有效运行。针对我国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税收征管权交叉重叠等税收权划分问题,本文比较国际上通行的三种税权划分模式,认为我国应选择“合理集权、适度分权”的分权模式。并指出赋予地方适度税收立法权、合理调整税种归属及其征管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当前规范我国税权划分、重新架构地方税制体系的具体政策选择。     

税收法定视域中的地方税收立法权

税收法定直接决定着税收立法权的性质与归属，统领着税收立法权的配置体系，并演绎着三对最基本的宪法关系。地方立法无权涉足税收问题不仅是我国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法制传统，也符合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单一制的思维定式。央地财政关系的失衡表明，仅仅让地方分享一定的税收收益，难以适应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改革需求。赋予地方相应的税收立法权，使其拥有相对完整的税权，是破解地方财政困难、合理建构央地财政关系的现实考量，同时也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性。只有对《立法法》上的税收法定条款做适度的修正并使税收法定回归其本来意义，才能在规范层面上为地方税收立法权开辟生存空间。在证成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同时，还需特别强调对其的监督与制约，这或许可以成为激活我国宪法实施监督制度的突破口。     

中国税权重构的法律思考

税权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法的核心内容。我国于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对税权进行了配置 ,但从多年运作的情况看 ,这种税权配置存在不少问题。就中国税权的重构作了一些初步探讨 ,并建议赋予地方以适当的税收立法权 ,合理划分税种 ,使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统一。     

论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及其治理

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使我国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利己特征,税收政策和征税行为被地方政府作为策略性工具用于GDP和税收收入的争夺中.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破坏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背离了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导致非法治赋税模式的生成,并对市场个体的偷漏税行为形成激励.在法治背景下,构建税收协调、税收信息交换等软法治理机制,建立财政民主制度以保障辖区居民“用手投票”权的实现,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保障纳税人“用脚投票”退出机制的运行,通过宪法制度确定财权事权划分,改造现行诉讼制度以实现税收竞争纠纷的公正处理,是治理地方政府税收不当竞争的主要路径.     

分税制结构下地方税收立法权法律问题研究

分税制必须有配套齐全的法律体系予以保障和规范,而我国的分税制是在相关法律准备不足、又没有及时加以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立法权限的划分和立法内容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地方在法律上并不享有独立的、完整的税收立法权.这一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地方因地制宜配置资源、安排收支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果,适当授予地方部分税收立法权已成为我国税制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     

斜向府际税收竞争的法律规制——以股票转让所得课税规则的变迁为对象

我国股票转让所得课税规则的变迁经历了"征税—暂免征收—部分恢复征收—返还部分税收"四个阶段,相应的法律文本为《个人所得税法》、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核心内容分别是给予、取消以及变相恢复税收优惠。上述规则的变迁反映了税收减免权在中央财税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及其冲突,这种斜向府际税收竞争越来越激烈。斜向府际税收竞争的产生,源于财政分权不尽规范和规则设计不甚合理等制度成因,它形式上违反税收法定、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原则,实质上也侵害了税收征纳各方的合法权益。法律上应当对此进行规制,既要减少税收竞争发生的可能性,又要解决税收竞争引发的问题。     

浅议我国分税体制的立法困境与突围

分税制是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我国分税制历史的简要回顾,分析了分税制在立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缺少完整立法,地方税权小,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合理,转移支付有待立法。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立法上的建议:制定作为分税制依据的税收基本法,给予地方一定的税权,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制定转移支付法。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中国经验、问题与出路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在不同时期呈现相异的经验与问题。1949年到1990年代初的财政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权分配大起大落,缺乏稳定的法律规范。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虽然基本实现了预设的目标,但仍然存在没有解决税制不平等并且按税种划分收入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等问题,虽然分税后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例在整体上基本到位,但是各地财政收入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只有在诸多方面实现财税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比如分税制的收入划分应遵循效率、公平和适应等原则;税收征管体制必须尽快立法化和司法化;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必须获得合理分配;在地方获得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界应更加明晰。     

小议我国地方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地方立法作为我国立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地方立法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央立法的数量。立法的质量关系到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本文针对地方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地方立法的相关对策。     

完善我国现行税收立法权限体制

本文详细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的不足与缺陷:税收立法权限横向划分不明确,税收授权立法范围过大;税收立法权过度集中于中央,地方行使的税收立法权限过小。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的具体对策:依法明确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国家税收立法权应集中在国家权力机关,完善税收授权立法制度,授予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部分地方税的立法权。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是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应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范并有效实施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的适当下放。     

货物和劳务税制再造的法治考量

我国当前的税制改革以改造税种且简化税制、调低间接税的宏观税收负担比重、改进税收征管效率为核心,进而促进和保障中央地方收入划分规则的改进,除此,还应当促进微观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税收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及其再造税制的结果都应当服膺于税收法治的要求。货物和劳务税制之再造应当遵循扩大征收范围、调整征收环节、简化税制结构、改进收益划分的思路,基于"对货物和劳务普遍征收增值税、选择特定消费品或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的定位,分别制定"增值税法"和"消费税法"。与此同时,废止大部分收入归地方的营业税和由中央独享的车辆购置税。货物和劳务税制再造的目标是:增值税的税率结构简化、税收负担适度降低,由中央分享75%逐步过渡到中央独享;消费税的税率结构应当体现经济政策中的限禁意图,由中央独享逐步调整到地方独享。两税分别由国家和地方税务局负责征管。     

论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是有效配置资源和规范地方收入行为的需要 ,这一构想虽与《税收征收管理法》有一定冲突 ,但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 ,有可行性 ;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权限与范围应适合我国政体 ,并确保法制统一。     

财政管理透明度的市场实现机制：美国的经验及其启示

公开透明的财政管理是现代政府管理的重要原则，也是实现良好治理的关键。政治机制和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开透明财政管理的两种机制。论文专注于市场力量对财政管理透明度作用机制的研究。通过研究美国州和地方政府财政管理透明度的市场实现机制发现，一套完整的市场机制对政府财政管理透明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而将政府预算做经常性预算和资本性预算之分，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为资本预算筹资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这一点对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改革和财政管理透明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高平市地税局“三个营造”优化税收环境

高平市地税局以支持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通过开展“税收宣传月”等活动积极营造优良的税收环境，服务高平经济稳定高效发展。     

论地方税收管理权

税收管理权是衡量一级财政自主程度的重要参考。财政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财权问题，而财权问题的基础又是税收管理权问题。税收管理权包括税收的立法权，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的调整权和税法的解释权等内容。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是不完全的分税制，在税种划分、税权划分、征管范围的划分等方面存在不少的缺陷和问题，而税收管理权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则是分税制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税收法定到税收法治的实践进阶——以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为中心

自2013年中央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来，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和税收法治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税收领域主要采用的“一税一法”的平移立法模式，仍然存在税制过于简单、重点领域税制改革和立法任务仍未完成、各单行税法之间缺乏有机统筹和关联等问题。税收法定原则强调的法律保留，仅是税收法治的一项要求。作为一项形式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服务于税收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应依税收法治的实质价值追求进一步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规范税收执法实践。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应以“良法善治”为根本要求，以更深层次的机制满足税收法治的价值追求和原则要求，实现从税收法定到税收法治的实践进阶。     

税收法定主义视野下的地方税立法研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改了《立法法》中关于税收法定的规定,意义重大。如何理解地方税收法定,是目前中国法律、财税等相关领域人士热议的一个难点问题。修改《立法法》是否说明税收法定原则已经落实,《立法法》制定、修改以后现行地方税收法规是否依然有效,表述中国地方税立法现状应当注意什么问...     

浅析中国绿色税制的改革

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资源由无限供给物品转变成为稀缺的经济资源。要遏制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发挥税收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作用。绿色税收是政府实现社会成本定价的一个主要经济工具,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