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卫生治理的背景、特点与挑战

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以及寨卡病毒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卫生问题不仅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而且日益占据国际政治和外交的优先议程。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公共卫生危机的频发和扩散对全球卫生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全球卫生治理呈现出治理行为体多元化、治理层次多维化、治理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全球卫生治理也面临卫生问题政治化、协调机制碎片化、多边机制双边化等挑战。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建墙"和"甩锅"思维,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持续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与合作,才是国际社会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正确努力方向。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全球卫生治理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触发了全球安全危机,这也是对全球卫生治理的一场未曾有的压力测试。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取决于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应。一般而言,霸权国家通过其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而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体系的发展和稳定。但是,当霸权国既无能力、又无意愿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时,全球卫生治理将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失序以及日益恶化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本质上就是"金德尔伯格陷阱"风险的体现。因此,在双边层面促成中美卫生合作,在区域层面提升东盟与中、日、韩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卫生合作机制化,在全球层面优化世界卫生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全球卫生治理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多维图景。另外,推动卫生治理的区域化合作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也是国际社会跨越全球卫生治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推动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理念相通、目标一致,相互对接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增信释疑,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水平,帮助中国在新的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乃至整个全球治理架构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两者的对接也有利于形成对中国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外部约束,促使中国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议程面临着落实时间差、理念与议题契合、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与西方大国协调合作、地缘政治风险等一系列挑战,中国需在战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实平台、具体目标等层次明确对接方向,认真设计对接方案,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设计和后续评估体系建设.     

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论析——兼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卫生议题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欧盟也在不断构建和完善其全球卫生治理战略。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重视价值理念对治理的引导,侧重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卫生治理,注重对全球卫生公益的投入,强调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然而,作为全球治理战略的一部分,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具有非常明确的利己性。由于受领导能力和内部协调等因素的影响,欧盟在推行该战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尽管如此,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中国应当确立自己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谋划开展全球卫生治理合作的策略,强化中国与欧盟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公共平台上的政策协调,并进一步扩大双方面向第三方的卫生治理合作。     

2016年全球十大事件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国于2016年9月4—5日在杭州主办G20峰会，倡议世界各国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以此次峰会为契机，中国提出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倡议，引领与会国家和集团达成诸多共识，共签署28份具体成果文件。G20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制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第一次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三个第一次充分展现了中国寻求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责任担当。此外，在推动经济发展之外，中国还在峰会期间与美国一道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这反映了中美两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为东道主，中国坚持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体现了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决心和勇气，也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论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所做出的贡献，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评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G20杭州峰会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峰会议程全力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全球发展治理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处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转型由全球发展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新的发展挑战和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重要原因。转型主要体现在全球发展治理的四大方面:在治理主体上,新兴经济体崛起,治理主体趋向更平等、更包容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治理手段上,贸易、投资与援助相结合的"一揽子"方式成为重心;在治理机制上,联合国逐渐打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垄断而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新兴的机制建设也不断涌现,总体呈现出复合型机制的特征;在治理目标上,减贫不再是唯一目标,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目标。中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面对发展治理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并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G20机制转型?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 G20实现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带来了战略机遇，体现在中长期目标设定、政治合法性以及执行机构支撑等三个方面。而G20要提高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贡献，其发展工作组除了要在自身确定的支持国内发展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包容性以及机会平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外，还要在优化人员组成、促进信息共享、设置发展议程和推广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升G20其他工作组的发展职能，加强G20各工作组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在 G20治理中的主流化。同时，G20发展议程还面临议题泛化、政治层级不高、成员构成复杂、对其他国际发展议程影响力不够以及与G7发展议程竞争等挑战。     

基于人类安全理念的全球卫生治理升级

当前全球卫生治理中以人类安全为价值基点的理念缺失造成治理低效、滞后和错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进一步凸显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全球卫生治理面临着挑战的全球性与治理的国别性、普遍性与机制的非均衡性、紧迫性与行动的迟缓性、严峻性与治理理念的欠缺性四个现实困境。中国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实践中,以人类安全理念为引领,发展与保护维度并重,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基于此,全球卫生治理需要在三个方面升级,即形成治理共识,推动国际社会在危机中形成共同体意识;改革治理机制,充分释放各个治理主体的平台优势;优化治理方式,注重综合性全链条治理。由此可以形成理念、机制、行动一体的全球合作。     

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发展目标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的结合?

过去20年中,国际上关于发展问题的辩论有两大进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进程主要关注削减贫困问题,而"里约+20峰会"进程则旨在制定与MDGs相平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3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决定,未来的发展目标必须具备真正的普世性,且只能是"单一目标体系"。这样,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核心挑战便是如何同时虑及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MDGs与SDGs是种"合则互利、分则两伤"的关系。新的2015年后议程可由两部分目标组成,第一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发展终极目标,而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保护和生产。对于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而言,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更多是工具性的;所有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负有直接责任,对第二部分议程目标负有共同责任,部分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也负有间接责任。这一方法有效结合了人类发展目标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代表了两种极端立场的协议,使2015年后议程的所有目标都具有了不折不扣的普世价值。     

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面临三大机遇同时也是三大挑战。其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联合国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全球问题;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共同设定全球治理的议程。     

全球治理的最新发展和理论动态

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治理议程中最受关注的两大议题。然而,尽管G20一举跃升为世界金融治理的主要平台和重要机制,并在协调政策方面取得些微进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依然未能走出僵局。本文结合当代全球治理的一些新发展,思考和分析全球治理理论范式和理论动态。     

当代全球卫生安全与中国的对策

后冷战时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把"人的安全"置于核心地位,而频发的跨域公共卫生危机使卫生安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议题。全球卫生安全的宗旨是捍卫人类健康,重点是消除、防范和应对各种能够跨境传播、严重危害公众健康或具有潜在灾难性毁伤力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是传染病、抗菌素耐药性、空气污染和核生化事件。全球卫生安全的立足点是主权国家的卫生安全,国际政治失序、脆弱国家存在、财富分配失衡、地球退化与气候变化,以及贸易过程中不安全的食品药品等均是影响全球卫生安全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的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卫生安全危机四伏。中国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定位卫生安全,注重法治、科学与公众教育,深化同国际社会所有行动方的合作,为维护全球卫生安全发挥更大作用。     

G7／G8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功能演变和制度缺陷

全球能源治理在G7／G8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回顾了过去三十五年能源问题在G7／G8议程设置中的地位和发展变化规律，重点分析了2005年以来能源问题发展的新趋势和G8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新动向。尽管G8的确呈现了全球能源治理的价值，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与不足，G8的全球能源治理行动难以收到预期成效。G8缺乏引导全球能源治理的影响力。     

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和挑战及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卫生治理具有高度的无国界性。全球化的深化使人的联系愈加紧密,也使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不断变化。全球卫生治理理念更为包容、参与主体多元、私人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治理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方式多样。但是,全球卫生治理因理念的差异、治理领域的复杂性和政治性、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而面临挑战。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将通过"南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应明确提出全球卫生治理理念,实现从执行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扩大与全球卫生治理多方主体的合作和政策协调,重视卫生发展援助过程中的本土性知识作用的发挥,并注重培育和发展国内私人部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未来”到来与全球治理新议程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进程带来了科学、技术、数据、网络、信息等多重影响。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因而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不得不参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并寻求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探索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表现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新的全球焦虑、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构成双重挑战,而人工智能本身还可能存在数据隐忧。有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无疑首先指向人工智能本身,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表现为人工智能治理集中化、合法化与专业化,通过政府政策对人工智能的直接或间接治理,并就人工智能治理寻求国际合作。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经济治理和企业战略布局、提升国家治理智能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拜登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走势与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报告上线

中、美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两个大国,尽管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但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共同的网络安全挑战。网络安全在过去近十年一直占据着中美关系议程的重要位置,不仅得到了两国元首的高度重视,两国政府也建立了多个对话渠道来管控双方在此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历经近十年发展,中、美两国围绕网络安全问题互动的内涵在不断扩展,挑战也不断增加。2020年以来,受技术竞争、地缘政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多重影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不断加剧,前景不容乐观。本院联合国内网络研究领域重要机构的学者组成项目组,推出研究报告《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英文版名: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A New China-U.S.Cybersecurity Agenda),研判相关问题。     

数字看G20

正G20杭州峰会第一次围绕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订行动计划,切实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指引方向与路径,确立以联合国为中心、大国协调为机制的全球治理机制,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多个"首次"。G20之"首"首次聚焦全球增长中长期动力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首次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     

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范式与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涌现出一系列新问题。这不仅丰富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程,而且将对其研究视角、范式和路径的演进等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之间的论争引发了学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向的深刻反思。在这场论争中,理论的多样性重新得到珍视,"中国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更重要的是,一种可通约的、更具包容性的分析范式——分析折中主义日益兴盛。与此相对应,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不断拓展,金融危机的政治根源、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全球不平衡问题、全球金融治理与监管、新兴经济体崛起与全球秩序转型等问题备受关注,这使得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也随之成为一门更加兼容并蓄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