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行使应止步于权利——从“黄碟事件”看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权利是法律关系参加者,依法享有并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为实现特定利益,而自主决定其行为(包括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能力。它具有法律规定性、法律保障性和法律自主性等属性。权力是人民授予国家行使的一种公共职权,实际上就是支配社会主体和其他社会性资源的强制性力量。它具有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是一种公共职权本质上是一种强制力量等属性。权利与权力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权利是权力的正当性基础,权利的行使或实现有赖于权力的保障,权利的行使和实现是对权力的最好制约。目前我国屡屡发生的权力侵害权利的事件,如延安“黄碟事件…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行业协会是被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主体之一,由于其自身性质和特点,在实践中既可以雏护和规范竞争秩序,也可能成为限制竞争的工具.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与一般的经营者相比,还存在隐蔽性强、持续时间长、危害范围广等特点,各国对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一般采用了较为严格的规制措施.相比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反垄断立法,我国<反垄断法>在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上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认定标准不明确,行业协会的范围不明晰,豁免制度不完善和法律责任体系不健全等,有必要通过立法对行业协会进行明确界定,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立法完善.     

禁止内部人短线交易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内部人短线交易是一种特殊的证券内幕交易行为 ,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文章对规制内部人短线交易的必要性进行了剖析 ,分析了短线交易行为的构成要件 ,最后探讨了短线交易归入权行使的主体、期间以及所得收益的计算问题。     

冒名顶替入学的行政法规制与权利救济

冒名顶替入学行为严重侵犯了被顶替者的受教育权,应当予以必要的规制与救济。但是,受行为性质认定的影响,现有的规制手段和权利救济仍面临程序规制不足、高校审查职责不明、赔偿责任缺失以及重新入学难以实现等诸多困境。基于此,有必要对招生录取行为的性质重新予以界定。通过细致的比较可以确定,招生录取的性质应是一种附延缓条件的行政许可。因此,需按照行政许可的控权逻辑对冒名顶替入学问题予以规制和救济。在规制手段上,高校招生权力行使须坚持有限信息公开、重要事项参与等程序规则,同时明确高校在不同阶段的审查职责,从源头减少冒名顶替行为的发生。在权利救济上,应明晰不同侵权主体的赔偿责任,并通过对重新入学的分析,保障被顶替者的受教育权。     

警察权行政程序规制

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警察权兼具刑事司法权和行政执法权的二元属性。但在法律实践中,我国警察权更多的是体现在行政执法权这一侧面。当下,以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和保障私权利的享有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警察权行政程序规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客观需要。对我国警察权进行行政程序规制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确立《警察行政程序法》原则、设计《警察行政程序法》规则以及设立专门的行政程序规制机构是警察权行政程序规制的主要内容,这将有助于构建有限型警察,进而能够防止警察权的不当行使。     

论警察盘查与人权保障的冲突与协调——以美国特里拍身规则为视角

美国特里案明确,尽管盘查并不等同于完整意义上的搜查和扣押,其侵犯性更弱一些,但仍然受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制。特里案明确"合理怀疑"的盘查启动标准,为规范和保障警察行政行为提供了实践范例;对违法盘查行为进行救济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在司法程序中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的行为进行规范。从本质上讲,警察行使盘查权与人权保障并不冲突,甚至可以说警察机关依法行使警察职权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     

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保障新探

律师作为保障侦查法治化的重要力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和制约违法侦查行为等方面举足轻重。但实践中,律师所享有的与辩护权运行态势和保障程度密切攸关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在场权的运行状况仍饱受诟病,这不仅与结构形态缺位、侦辩双方诉讼地位不平等、律师职业素养滞后有关,还与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有关。为此,需从转变对抗观念、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及转变辩护策略,确立律师刑事豁免制度、完善会见权的行使和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以及设立讯问律师在场权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法律援助权的生成动力之研究——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五周年

法律援助行为性质的演变及法律援助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背景、动因及条件，法定权利意义上的法律援助权的生成有其内在动力。法律援助制度是始终围绕诉讼活动而设计的，法律援助权是诉权的保障权。保障公民诉权得以完整行使的社会需求是法律援助权生成的深层次动力。法治社会应围绕保护公民诉权的充分行使来设计符合时代需求的法律援助制度。     

行政法视野下的警察盘查权

在我国,警察盘查权是行政法赋予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打击犯罪中的一项重要的行政执法权,能否正确行使,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公民合法权利的保障。然而,我国法律中规定的盘查主体不特定、启动标准过于简单,盘查的范围、时间、强制程度规定不明确,缺乏必要的制约和救济,实践中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屡有发生。为了实现秩序与公正、公权与私权、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相对平衡,需要把警察盘查纳入到法治轨道上来,通过行政立法对其主体资格、启动标准、范围、时间、强制程度和救济措施等进行全方位的规制。     

“说谎权”抑或真实供述义务：沉默权之后的两难选择——规制被告人说谎行为的比较法研究

在法官主持的讯问中,针对被告人的说谎行为刑事诉讼中有两种立法规制,英国规定被告人具有真实供述义务而德国赋予其说谎权。说谎权体现了对被告人人格尊严的尊重,但不利于事实真相的查明、诉讼效率的实现。这与我国对英国和德国的法律特点的总体认识出现背离。通过对英、德两国司法制度的比较,揭示了法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立法要注意与该国其他法律制度相契合,要与本土资源相吻合。进而思考我国在立法规制被告人的说谎行为时应当予以关注的问题。     

公共权力场潜规则的特征、成因及对策研究

公共权力场潜规则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民主政治的进步,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从权力场域的角度来看,公共权力场潜规则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原因,应通过廉政建设、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等途径来消除其危害。     

论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完善

公共利益在市场中无法自动实现 ,政府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可发动土地征用权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用权的依据和界限。土地征用必须保证征用的土地与公共利益目标相当。土地征用权的滥用表现在征用的土地与所追求的公共利益目标不相当及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给付过低 ,土地征用制度的完善应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体制改革什么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不仅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同时履行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职能,以致形成国有企业"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的弊端。"十一五"规划强调"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到底要求政府体制改革什么呢?作者认为:应将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从政府身上剥离出去,政府主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让政府退出经营性、竞争性行业与领域,并在政府之外另行设置一个经济实体的国家载体,由它来统辖全部经营性、竞争性国企体系,与由政府所统辖的非经营性(公益性和福利性)国企体系并列运行,二者各行其事,各司其职。     

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中国的法治意识土壤中存在公权力偏好,在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存在倒置、虚化和随意化现象。这种意识在制度层面导致宪政政体中政府和社会关系界分和设置的混乱,在机制层面上导致司法不能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中立裁判者,从而导致法治之"法"的权力依附性和法治之"治"的落空。作者认为对于后发性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来讲,首先要树立现代的权力和权利观,在宪政体制中界定好政府和社会的制度关系,进而确立符合法治目的和运作特点的机制模式。     

论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基于经济法的“双重失灵”二元逻辑基础

现代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介入市场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社会公共利益是其法律本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确立的依据。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实现就是要保证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有效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完善我国政府采购监督制度之思考

完善的政府采购监督制度有利于保障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遏止违法行为,加强市场监管。但目前我国的政府采购监督制度存在立法形式散乱,主管机关赋予的监督权太少,确定的监督范围狭窄,监督法律体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采取结合型立法模式,构建政府采购监督法律体系,扩大主管机关的监督权和监督范围,规定监督标准和监督程序以及健全监督体制等措施来加以完善。     

公民意志的表达方式及其法律规制——以“投诉合唱团”为视角

在我国,公民意志的表达具有多种法律渠道,"投诉合唱团"是一种新型的表达方式。投诉合唱是一种社会权利,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权力意义。"投诉合唱团"拓展了民意表达的方式和渠道,为政府了解社会和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投诉合唱团"在社会权力表达方面也存在局限性,有必要对投诉合唱进行适当的法律规制。     

我国公务员职后从业限制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公务员职后从业限制制度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官商旋转”、权力兑付、洗钱等腐败行为的出现，而且呈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不仅破坏了政府公务员的清廉形象，同时还让公众对我国反腐工作产生质疑。因此，为了更好地规范公务员职后从业行为，同时为我国法制化反腐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必须尽快完善我国公务员职后从业限制制度。主要对策有：完善制度立法、退出机制、离职审计制度和惩罚机制，坚持法治和德治结合。     

论警察权行使的原则

警察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力的运行不仅关系到一国的国家主权和社会秩序．而且与公民的人身自由及生命财产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安机关只有依法行使警察权,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行使警察权力的实质就是运用警察权力对社会行为进行干预,是依据有关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社会关系。行使警察权必须遵循五项原则,即法定原则、公共原则、责任原则、比例原则、程序原则。     

以治理理论重塑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路

以治理理论重塑我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其实质在于培育多元化、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主体,从而对服务的"生产职能"与"安排职能"实现相对分离。首先,鉴于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应该打破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格局,明确政府只是服务的提供者,并非一定是生产者的角色,在市场化进程中应慎用政府机制;其次,市场机制可以促进服务质量的提高、服务成本的降低、提高服务效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然而,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公民社会在分担服务职能等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培育公民社会也是市场化不可缺少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