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犯罪惩治规制比较研究

货币犯罪是一种严重破坏货币管理秩序的行为,同时又是金融犯罪中发案率相当高的一类犯罪。对于妨害货币管理秩序的行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刑事立法均将其规定为犯罪,本文旨在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关于货币犯罪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研究了在货币犯罪的罪名设置、立法方式、犯罪对象、主观要件及惩罚体系上所存在的差异,分析原因,从而为我国货币犯罪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     

论货币犯罪的立法问题及其建议

我国惩治货币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步完善的过程,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持有、使用假币罪和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的立案标准过低;没有将"变造货币"作为犯罪对象;没有根据使用假币的不同情形规定刑事责任;没有将单位作为伪造货币等犯罪的主体等等.进一步健全、完善货币犯罪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打击当前猖獗的货币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论拉丁货币同盟走向崩溃的原因

拉丁货币同盟是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于1865年建立的货币联盟。后来,希腊、德国、北欧的一些国家及美国也参加进来。这一货币联盟曾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由于拉丁货币联盟没有规定发行货币的共同规则,没有规定保证体系稳定所需要的黄金储备,也没有控制住信用货币的流通。除了外形、重量、货币大小外,拉丁货币联盟没有任何的货币合作机制。这就造成拉丁货币联盟危机频仍,最后终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而于1928年解体。     

侵占罪与挪用型犯罪视角下的货币所有权

货币是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些犯罪的犯罪对象,但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种类物,在所有权转移方面有其特殊性,即谁占有货币,谁就取得所有权。据此分析刑法分则规定的与货币的这一特殊性关系密切的一些犯罪,会发现货币不应成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货币作为挪用型犯罪的犯罪对象时其犯罪客体应是货币的所有权。     

货币犯罪疑难问题研究

货币犯罪的法益既包括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又包括货币的公共信用;货币犯罪中原则上,伪造既包括伪造也包括变造,伪造既包括有形伪造,也包括无形伪造;变造既包括有形变造,也包括无形变造;刑法总则第十四条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决定了货币犯罪行为人对“货币”的性质均应当明知;持有假币罪过重的法定刑设置违背了持有型犯罪的法理。     

对现物出资范围若干限制的理论检讨

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其间并没有出现“现物出资”的概念,但是现实中和学理中一般认为公司出资财产中包括非现金的出资形式,并就现物出资的相关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本文拟就现物出资范围问题中通说认为应该予以限制甚至禁止的若干出资物种类作一理论分析,进而检讨现实法律规定的疏漏之处。     

使用假币罪比较研究

对于使用假币的行为 ,各国刑法大多规定为犯罪。对于本罪的构成要件 ,中外刑法除对主体要件认识一致外 ,对于该罪其他要件的规定 ,则存在着一定差异。在侵害法益上 ,外国刑法普遍认为是公共信用 ,笔者认为是国家对货币的流通管理制度。在犯罪对象上 ,外国认为是伪造、变造的硬币、纸币或银行券 ,我国认为是伪造的货币 ,不包括变造的货币。在客观要件上 ,中外刑法均认为是将假币冒充真币投入流通领域 ,但我国还有数额较大的程度要求。在主观要件上 ,中外刑法均认为是出于故意 ,笔者认为还须具有“使用”之目的。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逻辑内涵及现代价值

货币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系统分析与研究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内涵及启示 ,具有十分明显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本文首先详尽阐明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本内涵 ,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改革创新的现实 ,系统论证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当代价值。     

WTO《反倾销协议》的货币换算问题分析

近些年来 ,反倾销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焦点问题。WTO《反倾销协议》对反倾销中的货币换算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 ,但在复杂的国际反倾销实践中仍存在诸多潜在争议 ,并由此引发了大量摩擦和争端。结合实践 ,对协议中货币换算条款的分析说明 ,有利于濯去谬误并对我国反倾销法规货币换算条款的制定大有裨益。     

数字货币私法属性再考

数字货币的私法属性之定位是其作为民事交易客体的逻辑基础。因不具有有体物形态以及受到物权法定主义之限制,无法将其作为物权;因不存在特定的债务人主体无法将其评价为债权;因不具有货币通常的经济职能及法偿能力,其无法被定性为货币。唯有赋予数字货币之合意财产的私法意义,将其作为由数字货币网络参与人与交易人构成的群体对程序代码规则内容之合意而形成的一项财产性利益,始能对于数字货币的无权处分、交易手段、寄存关系等围绕其权属、移转而产生的诸多法律纠纷通过对合意内容进行规范性解释并借助相应的民事规则予以定纷止争。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风险剖析及治理策略

文章对比了虚拟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的概念特征和差异,剖析虚拟货币所蕴含的洗钱犯罪风险,结合司法实践的案例,将虚拟货币洗钱类型化为两种模式,并详细剖析"有第三方共同参与进行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责任归属;结合《民法典》对虚拟财产的承认以及《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犯罪的修改,提出应该辩证看待虚拟货币的利弊长短,在学习借鉴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经验的基础上,呼吁出台"网络虚拟货币监管条例",对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予以明确,提升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水平,遏制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发生。     

伪造、变造货币结合行为的司法解析

假币犯罪严重危害我国的货币信用和金融安全,历来是我国法律规制和司法打击的重点。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真假拼凑币的刑法定性一直争论不休,而司法解释将伪造和变造相结合制造真假拼凑币的行为一概认定为伪造货币罪,使得变造货币罪成为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严重混淆了伪造和变造的本质区别,明显是欠妥的。     

货币错配理论研究综述

货币错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对货币错配产生的原因、影响及管理对策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阐述,并针对我国的货币错配现象提出了相应的管理策略。     

GDP考核对企业家犯罪预防的消极作用——从湖南双峰红头文件事件说起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的重大成果之一,是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紧随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从企业家犯罪预防的角度而言,在法治缺失的环境下,GDP的快速发展并非佳音。因为地方党政组织及其负责人可能因对GDP的刻意追求而阻碍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企业以及企业家个人的刑事责任。更有甚者,地方政府对执法活动的阻挠竟然堂而皇之地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地方党政组织对执法以及司法活动的阻挠,不但削弱了立法与司法的权威、冲淡了企业家的守法意识,而且使得GDP发展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为了改变这种现象,除了落实宪法规定与改革考核机制之外,应该加大个人责任追究。     

危险物品法律定义问题刍议

危险物品一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一个专用名词，我国涉及危险物品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有数十个之多，其中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就有五部。尽管危险物品作为一个法律名词，多次出现在我国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中，然而其法律表述与定义依然存在模糊不清，混淆不明等疑难问题，对司法实践产生了消极影响，对此应当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统一界定危险物品含义，以利于危险物品管理和相关司法实践的开展。     

观念与技术：反腐败刑事法律的国际视野与中国视角——一个以贿赂罪为样本的初步分析

观念的力量大于法律规则和技术，观念的滞后制约法律规则和技术作用的发挥，同样，观念的解放必然带来规则和技术的进步。反腐败刑事司法的实质性进步，最终取决于法治观念的进步程度。唯有以先进而正确的观念为指引，刑事司法规范和技术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2006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外汇储备增加将引起外汇占款增加,人民币供给量增多,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现象。分析外汇储备激增导致通货膨胀产生的传导机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对解决我国现阶段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有限理性下政府管制者的管制——基于中国行政语境的探讨

政府管制者是政府规制的执行者，其执行的效果直接影响政府规制的有效性。从有限理性人假设的理论框架入手，分析有限理性人假设在中国“双轨行政结构——功能系统”的行政语境中对政府管制者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管制者管制的路径：从法律规制、行政问责、第四种权力和社会团体的权力制约等方面来实现对管制者权力的有效监控，从而保证政府管制的有效实施。     

使用假币罪疑难问题探究

目前通说认为,使用假币是指将假币作为真货币置于流通的行为。但在具体案件中,这类行为往往与盗窃、诈骗行为相似,以致适用罪名发生困难。文章指出：在ATM机上存入假币换取真币的行为,应当构成使用假币罪;采用掉包的手段以假币换取真币的行为,应当构成盗窃罪;以假币购买古董的行为,应当构成使用假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