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属性

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属性是个人信息保护亟需回答的首要问题.当前我国不乏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范,但仍缺少对个人信息权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上,亦对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认识不一.纵观世界各国,有以欧陆“逐步发展个人信息权”与美国“隐私权保护”为代表的两种模式.在法理学说上,个人信息权主要有六大学说:宪法人权说、一般人格权说、隐私权说、财产权说、新型权利说、独立人格权说.其中,唯有独立人格权说恰当阐释了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属性.个人信息权具有与大数据时代特征相适应的独特内涵,其范围、内容均无法为其他权利所替代,社会情况的深刻变化呼唤个人信息权的诞生.在法律属性上个人信息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人格权确权与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以个人信息权为例

《民法总则》第111条对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作出了规定,肯定了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属性,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提供了民事基本法依据.《民法总则》仅使用个别条文对各项具体人格权以及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并没有真正完成对各项具体人格权的确权.民法典应通过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对各项具体人格权进行进一步确权;就个人信息权而言,人格权编应当在肯定其具体人格权地位的基础上,准确界定个人信息的内涵,明确合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标准,并对信用信息保护规则以及个人信息权的限制规则等作出规定.     

未来民法典中人格权财产利益的保护模式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对人格权财产利益的保护变得越发需要。而传统大陆法系将人格权的财产利益置于人格权制度中予以保护的“一元制模式”，存在着概念体系混乱、救济逻辑混乱、与人格权的价值和目的格格不入、没有前瞻性等弊端，属于在其古老的民法典中打补丁的做法。在我国编纂民法典之际不应效仿。我们应当参照美国法中的公开权，创设一种符合传统大陆法系逻辑的公开权制度对人格权的财产利益进行充分的保护。在检视这一新创设的权利时，我们发现它不仅可以保护人格权的财产利益，还可以对诸如个人特性、特殊财产的形象被擅用等当下法律无法保护的新兴法益予以救济。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 怎样理解和保护新形态的人格权

民事立法的下一阶段就是要加快制定《人格权法》，对各项人格权利进行全面的保护。 首先，我认为个人信息资料权是一个人格权，一是个人信息资料权本身就是保护有关个人人格的信息，即能够反映个人个体信息．具有识别性的一些符号信息，包括个人的出身、身份、工作、家庭、财产等。个人信息资料所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     

论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路径的重构

个人信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不仅关涉个人人格,而且天然内含财产价值。既有的理论研究只关注到数字网络环境下的个人人格权益消极保护和数据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协调,而忽视了个人信息财产价值的外化路径缺失问题,导致个人缺乏参与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有效途径。传统的人格标识商品化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一般人格权存在固有缺陷,人格标识商品化的制度逻辑与数字社会形态下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不完全契合,因此,套用传统的人格标识商品化理论无力解决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问题。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路径的重构需要以保障主体的意志自由为核心,借助对基于意志自由的权利关系结构的解剖,将宪法上以知情权和决定权为核心的基本权利穿透拆分为私法上不同信息利用场景下四种具体的行权模式,从而实现个人信息主体在数字社会中的意志选择自由和数据利用社会价值的平衡。     

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对个人信息应采取公法与私法并重的综合性保护方法。我国民法典规定个人信息保护,不仅奠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也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自然人对个人信息并不享有绝对权和支配权,而只享有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该利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防止因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泄露、买卖或利用进而导致人身财产权益遭受侵害或人格尊严、个人自由受到损害的利益。只有行为人违反保护性法律侵害个人信息时,才产生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应区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并进一步完善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规定,如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损害的认定、减免责事由、责任承担方式等。     

权利抑或利益：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模式之辩

当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流通发生冲突时,基于利益衡量,原则上应力求二者关系的协调,但无法衡平时个人信息保护应处于优先地位。检视个人信息利益的保护模式,其中一般人格利益模式和纯粹的民事利益模式均存在缺陷。运用德国权益区分理论,在法教义学上审查可知应当确立个人信息权利模式。基于应更侧重于人格权益的保护、作为具体人格权可兼顾数据流通、可实现多途径救济等因素的考量,将个人信息权利合目的性限缩为具体人格权。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中,还应注重场景适用具体规则的构建,包括应排除纯粹私生活领域的信息行为,确认为维护公共利益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强化商业领域信息处理的规制力度。     

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

人格权内含精神与财产双重利益。对人格上财产利益的保护是人性自主的必然结果,且不论人之生死,人格上之财产利益皆应受保护。生者人格上财产利益保护应采用德国法上一元论的人格权保护模式,而死者人格上财产利益保护则应参照美国法上的公开权模式。利用死者生前之人格特征获利的权利乃一种无形财产权,归属于死者之继承人。继承人行使此项权利需按照死者明知或可推知的意思进行,权利行使期限宜为50年。     

论个人信息主体基础法益的设定与实现——基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反射利益的视角

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没有确立“个人信息权”概念，但有关条文使用了“个人信息权益”的概念表述，由此带来了关于“个人信息权益”的理解困惑。从法律实证的角度来说，现行法其实并未对个人信息主体基础法益进行直接确权，而是将其隐含规定在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为重心的体系设计之中，呈现为一种反射利益意义的基础法益设定。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将“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视为“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隐含个人信息基础法益的特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引入了以强化多重治理体系、压实行为主体责任为内容的独特实现路径，具体包括“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的合力。以此为分析，可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其所确立的多项个人信息保护权，属于强化治理体系结构中的机制内涵，而不可混同理解为基础法益。这些权利因具有请求权的形式，也称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可以纳入广义人格权请求权的范畴。     

人格权法若干基本问题研究--兼论我国未来民法典在相关问题上的立法选择

通过比较民法对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与对财产利益、身份利益保护的范围的差异,人格利益的保护范围具有全面性特征;通过分析影响一般人格权涵义和特征的因素,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一般人格权应具有主体的普遍性、抽象性、概括性、性质的复合性以及效力上的补充性特征;通过对民法上各种保护人格利益模式的比较分析,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选择具体人格权 单一形式一般人格权模式。     

外国藉及台港澳罪犯管理教育改造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福建省莆田监狱在管理教育外国籍及台港澳罪犯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连续多年实现监管安全稳定,管理工作得到了相关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和罪犯家属的肯定和赞扬,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和执行得到外国藉及台港澳罪犯进一步认同,有效提升了台港澳罪犯爱国热情和拥护两岸和平统一的思想认识。我监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也有了一些深入的思考。     

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制度的建构

法律上亲子关系实为立法构建的产物。亲子关系的确定应兼顾血缘真实、身份安定和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以法律推定方法确定子女法律上的父亲,既应适用于婚生子女,也应适用于同居关系中的非婚生子女。对于与真实血缘不符的亲子关系的推定,特定当事人应当享有进行否认的权利。因此,法律应对各主体否认权的赋予具有不同的正当性基础,区分各否认权人的否认理由和否认时效,以体现不同的政策考量。同时还应对否认的法律后果做出明确规定。     

关于不轨旅客行为的国际国内立法和司法管辖

在世界范围内,不轨(有破坏行为)的旅客行为是一种危害航空安全和保安的国际违法(犯罪)行为。近几年来,这一被国际社会不予容忍的行为在国际航空界被比较多地讨论和报道。它作为一种干涉(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违法)行为,受到相关国际条约和联合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一系列文件的规范。据此,该犯罪行为在许多国家的国内立法中也被归为违法(刑事)犯罪。然而,现有国际条约和相关文件中对不轨旅客问题的司法管辖权等问题存在严重漏洞。我国在保护国际航空安全的刑法实践中,我国的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等法律文件详细规定了不轨旅客的行为方式,并规定对这些行为追究相应的刑事及民事责任。     

《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及印发通知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及《印发〈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印发通知)于2020年12月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0次会议讨论通过,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规定的出台,对进一步规范行政立案、审判工作,助力司法统计,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直接言词原则与公诉案卷的移送及庭前审查

直接言词原则对法庭审理过程中证据调查和辩论及法院判决时证据的运用都有严格而系统的法律要求。我国立法对公诉案卷移送及庭前审查制度的规定在许多方面都违反了直接言词的要求及各国立法的通例。直接言词原则的彻底贯彻要求我国立法对公诉案卷移送及庭前审查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执业风险与防范

在我国的刑事辩护实践中,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常常面临涉嫌伪造证据甚至构成伪证罪的现实风险.针对其复杂原因,应当从建构辩护人调查取证的司法保障机制、实现庭审的实质化、建构科学、合理的办案机关业绩考核机制、修改刑法第306条、完善追诉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     

全球化与法理学的变革和更新

全球化进程深刻地改变着法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也必然引起法理学的理论变革与更新。本文以法律本体论、法律价值观、法律人格观、法律发展观、法治观等五个法理学的基本论题为主题 ,分析或展望全球化所可能引起的法理学的理论变革和更新。     

Gender and perception of prisons and prisoners

An analysis of national opinion survey revealed that women, as compared to men, favored punishing serious offenders. Women, more often than men, believed that most offenders could be reformed through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s. Men, on the other hand, favored the ideas of increasing taxes for building more prisons and granting conjugal visitation to some inmates. Finally, it was argued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s and women’s opinions regarding punishment and rehabilitation was more a function of respondents’ race/ethnicity, education, income, the source of the crime news, and the TV crime shows they watched, than gender itself.     

论经济法调制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模式与分担方式

对经济法调制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责任追究时,应以其违反了法定的调制程序而不是行为造成了实体损害为前提。调制主体本身不应当对其工作人员实施的普通违法调制行为承担责任,但基于实际需要,应代位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赔偿责任应纳入传统的国家赔偿责任。     

中国环境资源法、能源法的现在与未来

中国环境资源法、能源法已经从第一代迈向第二代,其现在及将来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环境法、能源法的伦理学基础上,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在立法宗旨和目的上,将从经济增长优先转向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能源法将更加限制常规能源的使用和开采,激励可更新能源资源的投资和经营。中国环境资源法律和政策的总体趋势是更加绿色化,以顺应国内及国际的双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