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外交的战略布局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影响国际格局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将引起世界各国外交领域的“气候变革”。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领域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气候外交作为中国整体外交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优化对外战略布局的一项重要举措。认清形势并进行战略布局,积极开展气候外交,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更好地履行国际责任,也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目标与政策议题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成本较低、政策实施可控、可逆的对外政策工具,其作用受到更多主权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重视,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解决各种国际争端.中国外交迄今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对外经济制裁经验,同时也得到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支持.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政策目标主要是促使对方改变对外政策以及对外显示外交信号等.从实施主体看,中国多使用单边经济制裁,同时也谨慎而有选择地参与了部分多边国际经济制裁.就制裁范围与强度而言,中国多采取有选择的制裁而非全面制裁.在制裁内容方面,贸易制裁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金融制裁的潜在作用仍有待挖掘.在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的规划、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制裁政策应反映何种外交价值观及传统文化,如何与其他对外政策工具协调,以及在制裁实施中应把握哪些外交智慧和技巧,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中国外交与对外体育交往

围绕新中国建国50多年来的国际体育外交发展历程,分析、评价了新中国对外体育交往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外交战略的作用和贡献。中国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在国家外交实践中有其特殊地位,对拓展中国全方位、多层次总体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对外依存度偏高的风险,而经济上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回顾一些大国的对外战略可以看出,相互依存直接影响对外战略,对外依存度过高会导致战略自主性的下降,从而极大缩减战略选项,甚至在一些关键节点不得不诉诸战略冒险。中国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的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略自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技术和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全面自主发展。因此,中国的大国战略必须在外向与内顾、国际与国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更为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将全面深度改革开放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唯其如此,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才能行稳致远。     

刍议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程:成就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于党的事业以及中国外交都具有重要意义。在革命党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始了对外工作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独立自主经验。建国后至上世纪70年代,政党外交对新中国的巩固和外交局面打开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存在较大起伏。尤其是受"左"的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一度受到很大制约。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出现重大调整,确立了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党外交顺应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在交往对象、方式和内容等方面不断拓展,推动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     

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连续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战略和宏观层面,外交服务内政的主要任务和外交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不变。在具体政策层面,仍然重视对美关系,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核问题上,一方面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行动更为积极,政策更加明确。在操作层面,"首脑外交"更加活跃,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更加突出,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和一线执行等都得到强调和重视。这些新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外交的延续,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身份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延续下去。鉴于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在增加,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亟须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尽量寻求平衡。     

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理念的知识谱系和研究议程

创造性介入是中国外交转型研究中的一种新理念和新思路。在诸多中国外交转型的研究中,创造性介入理念提出了完整的知识框架,包括概念界定、案例支持和理论根源以及未来场景设想等。在此基础上,中国外交转型研究可以深入和深化创造性介入的实证研究,诸如介入的类型学、介入的标准和成效评估、中国外交对外介入问题中的利益、伦理以及政治等问题的平衡,同时也包括时间节点问题的研究。基于中国外交转型的实践归纳,可以提炼和总结中国外交行为模式及其规律,有利于创造中国特色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     

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对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

外交布局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对与不同国家关系轻重缓急、先后顺序的安排，体现国家对外关系的定位和战略。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从八大到十一大，中国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和国际观，在对外关系布局中始终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第三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从十二大到十七大，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的不断调整，到本世纪初中国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的成熟、稳定的外交布局。随着对外关系布局的变化，中国对外交往的领域在扩展，内涵在丰富，以关系为导向的外交正在朝以功能和领域为导向的外交发展。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中国对外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种外交战略决定了在对外援助中中国必然把援助越南、朝鲜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首选对象。中苏分歧日益扩大后,＂一边倒＂战略名存实亡。为了拓展外交局面,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涉外法律体系构建——兼论《对外关系法》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而涉外法治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法治思想的重要“枢纽”。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是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方式,是丰富外交斗争工具箱,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改革的法律基础保障。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框定目标、引领方向,明确了涉外法律体系的立法重点。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的构建应满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需求,契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以“宪法—对外关系法—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的内在机理和外在结构呈现为上下有序、相互照应的有机整体。处于底层每一板块的法律规则应包括国际法的内化、国内法的外化、外国法适用、执法和司法程序、国际合作等内容,而《对外关系法》在宪法与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外关系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法律实践成果,实现了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法律遵循,是新时代运用法治思维做好对外交往工作的重要举措。     

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文化一直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会对一国的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格产生直接影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外交民族特色也存在差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多具备了体现自身文化传统的战略空间与条件,中国外交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构建和完善外交话语体系的任务。在崛起过程中,人们通常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的诸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导致很多误解和误读。而本文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对中国的道路观、国家观、秩序观、交往观和价值观进行系统梳理,诠释它们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和逻辑关联,是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把中国知识拓展为世界知识的必然选择。     

推进人民政协公共外交的实践与思考

开展公共外交,是人民政协的一项基本功能与重要任务。多年来,上海市政协在扩大对外交往、推进公共外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探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活动,通过人民政协这个平台,全面展示中国人民和平发展的崭新形象,有力地宣传了人民政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广泛介绍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进步方面的显著成就,并积极参与了上海市与国外友好城市的交流交往工作。但同时,人民政协的公共外交也面临一些问题。如何顺应时代的要求,推进人民政协公共外交的有序开展,不仅是公共外交战略的需要,也是创新政协工作,拓展履职范围,强化政协自身功能的要求。     

文化外交:新时期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

文化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文化外交具有间接性、渗透性、长期性、基础性的特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外交在配合我国整体外交,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以及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嵌入与自主: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伴以各类群体性外交冲突。对这些冲突进行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民众引发的涉外群体性外交冲突,或外国民众引发的涉华群体性外交冲突,使中国外交部门与相关国家外交部门在对这些冲突进行处理时,大多处于被动的境地。对此,一个国家治理模式下的"嵌入—自主"模型可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并解答为何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对类似事态的走向有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同样由大众压力引发的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会使当事国在对外交涉和谈判时做出差异显著的反应。民众对外交议题的嵌入性与群体性外交活动的自主性最为突出,它们一并影响到一国政府的威信及对外谈判的议价能力。因此,有效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嵌入与自主关系,既是未来中国政府有效治理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的重要着眼点,也是推进中国对外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题中之意。     

论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从中国外交决策体制来看，思想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完整的外交政策制定周期来分析，思想库在设定议题或任务、确定政策选项和政策选择等阶段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思想库通过参与政策咨询、在政府中任职、撰写研究报告、出版研究成果、参与媒体讨论以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具体方式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同发达国家的思想库相比，中国外交思想库存在较大差距，需要从加强资源整合和统筹管理、拓展战略研究、优化人员结构、加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重视运用网络等新兴媒体以及增加与企业界的互动等方面加以改进和提高。     

俄罗斯欧亚主义哲学及其对华安全理念—地缘政治视角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受其战略文化的指引，它同中国的安全关系受其民族文化和外交哲学的影响。俄罗斯在其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选择上，常常受到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这些思潮成为指导俄罗斯对外战略选择的重要哲学理念。冷战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摆和波动之后，相对折中的欧亚主义在俄罗斯政府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中占据优势地位，俄政府开始把中国作为一个对俄罗斯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对待，强调同中国的安全合作，这对俄中双方带来了共同的安全利益。     

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中国处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外交战略转型的双重机遇期,在对外交往中需要在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转化,以实现国家利益。国家营销理论对国家战略的规划定位、体系设计与实施手段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其对战略实施阶段的多元营销手段,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营销视野下的外交战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国家战略定位和道路选择、外交战略体系设计、外交战略实施。中国外交首先要在国际体系层面找准国家定位,在国内层面找准政策定位,在外交路线上做出明确选择。中国逐渐将经济外交列为核心外交政策,辅之以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政策手段,围绕"实力与权力之间的有效转化"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外交布局。中国在价值塑造、市场细分、促销渠道等外交战略实施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与美国外交谎言——兼及发展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

2016年的美国大选凸显了谎言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研究美国外交谎言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米尔斯海默将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国际政治谎言分为国家间谎言、兜售恐惧、战略掩盖、民族主义谎言和自由主义谎言等五种,为研究美国外交谎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其分类并未建立在明确连贯的统一标准之上,因此,本文提出"战略利益"对"意识形态"的两分法,将美国外交谎言分为战略谎言与自由主义谎言两大类别,以主要的历史实例为支撑,挖掘其中蕴含的战略逻辑,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运行方式的错位、外交决策透明与保密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理论力量的消长、国内观众成本、社交媒体对外交决策过程的侵蚀是导致美国外交谎言产生的主要因素。对美国外交谎言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的深层逻辑,夯实中美关系的认知基础,推动中美双方以诚相待、客观看待彼此意图,真正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

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的效果如何,是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产生话语权力,是目前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选取“韬光养晦”、“和平发展”、“和谐世界”这三个比拟性的战略性外交话语为分析对象,探讨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开始影响国际议题设置,进入国际新闻、学术、官方议题.国际社会部分认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概念,也基本认同其目标,但是对于它们是否可以实现存有疑虑,认同度较低.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效果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话语的官方解读不足,受众意识不强以及对外媒体发展相对滞后.其核心症结在于目前的战略性外交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宣示,缺乏理论论证与可操作的路线图,并不具备成为“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需要来自学界的理论支撑.中国学者亟须加强对战略性外交话语的理论论证,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