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政府回应性责任的对策研究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增强政府的回应性责任。从政府的实际运作来看,要从政府行政的决策、执行、监督的回应性和对突发性事件的回应性方面,增强责任政府的回应性。     

邻避冲突中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的因果推理——基于京沈高铁事件的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

围绕"具体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抗争是否催生政府回应""社会抗争如何作用于政府回应"这两个问题,运用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方法对京沈高铁事件进行因果影响和因果机制分析,实现对"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完整的因果推理。研究发现,在有争议的权威主义国家背景下,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逐渐呈现良性互塑,抗争性政治正朝着回应性政治转变。研究结论认为,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正相关、社会抗争中的政治回应性取决于动员能力和反动员能力的博弈结果、政府回应对社会抗争具有"判例"效应。而有效处理类似的社会抗争事件,应保持政治回应的理性、重视信息技术的作用、变革社会治理的方式等。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挑战与回应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的崛起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人工智能不仅改善了政府治理要素和政府治理结构,而且降低了政府治理成本和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对于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革命性意义,但是人工智能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一些问题,对已"格式化"的治理技术、行政伦理、科层法治和社会安全构成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从"科技挑战"和"人文回应"两个断面与四个角度来正确理解和认真对待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在治理技术方面,面临工具魅惑和算法魅惑,需要进行理性回应;在行政伦理方面,面临人性冲突和道德冲突,需要进行价值回应;在科层法治方面,面临关系失范和行为失范,需要进行规制回应;在社会安全方面,面临生产异化和生活异化,需要进行责任回应。总之,完美释放"人工智能+政府治理"的效能,需要在科技应用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并作出有效回应。     

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     

公众回应性：服务行政的核心特征——服务型政府回应机制的流程与制度设计

"服务行政"的本质特征就是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反应,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为了满足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需要,政府首先就必须确立一套新型的区别于以往"政府本位主义"的回应机制,它以人民本位作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以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为运行特征,且具有较高水平的回应敏感度和回复有效度,明确了回应工作的责任.可以预见,新型回应机制的确立对于我国行政发展和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都会发挥出积极的促进作用.     

政府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践形式

政府问责制是责任政府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它既是责任政府建设的核心环节,也是责任政府实现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还表现出权责不对等、"集体行动"的逻辑、监督双方信息不对称、政府回应不强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立法、加强监督与问责制度建设等举措来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完善政府问责制。     

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

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三维均衡。农村公共政策之落实,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基层政府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治理。毫无疑问,国家"服务下乡"是政府与农户的双向治理回应,凸显了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嵌入。基层治理的回应是通过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来折射城乡二元融合的时代镜像。对于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治理危机必须通过"政策下乡"来解构,并通过"软治理"回应和制度异化的消解来革新多中心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治理格局的多元议题整合。     

政府回应视域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回应性是现代政府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现状不稳与失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是政府回应性的具体体现和突破社会管理困境的有益选择。实现社会管理创新路径选择在于实现社会与政府的双重建构,政府重构的重心在于提升政府的回应性,社会重构的关键在于增强自身自治能力。     

政府信任的实质及其民主生成机制

在政治系统中,信任自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社会善德,有时反倒可能被利用,成为一种权力控制的手段.因此,政府信任必须是理性的有限信任,是一种有节制的信任.民主行政既强调政府与公民进行合作互动,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又保留一定程度对政府的理性不信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为建构和谐的政府信任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成机制.     

论服务型政府的结构理性

在现代社会体系中,服务主体是多元的。政府无法包揽社会事务全部,政府的职能边界在分清实施与转变、自为与流转、坚守与消亡的界定中将得以进一步确定。引入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服务是主体结构理性的体现,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发挥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是主体结构理性的核心内涵。服务型政府的权力运行结构理性需要厘清服务和统制关系的内在结构、权力运行的刚性形式与柔性形式的内在关联、政府自利性与公共性的价值结构的塑造。政府责任结构理性需要与在民众意向中寻找落脚点,政府是不是履行了服务,有没有尽到服务责任,归根到底要民众说了算。     

理性选择视角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以北京市QN社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通过对QN社区的个案分析,运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把政府购买服务的双方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政府通过理性选择形成相应的购买服务模式,以及管理、监督、评估制度,提供各个方面资源的支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可信任度。而社会组织也通过积极满足购买服务的要求,提供自身专业性的服务,来提升政府对其的信任度。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基于理性选择认识,形成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     

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路径的新思考——基于公共理性的分析视角

正一、宣传正确的公共理性理念,避免陷入误区公共理性是民主发展的产物,是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过程中,公共理性可以包容多元主体的价值诉求,允许个体追求合理的私人利益,这有利于广泛调动利益相关主体的参与积极性,有利于构建有效的、全方位的立体监督网络,有利于增强政府与个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间的信任,有利于构建社会交往与合作机制,进而实现"共同的善"。同时,公共理性的局限性表现为:公共理性的作用范围和功能是有限的;公共理性对公     

街头官僚视角下的基层政府回应机制建设

当前,基层一线公务人员的不当违法行为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导火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回应性.规范基层一线公务人员的行为对于提高基层政府的回应性、解决官民矛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构建相应的管理机制是基层政府回应机制的重要内容.西方街头官僚理论为思考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在街头官僚视角下,旨在实现依法行政的法律监控机制、旨在实现公民主导的民主参与机制、旨在强调行政伦理建设的道德内控机制、旨在实现便捷服务和官民互动的技术保障机制,构成基层政府回应机制的基本体系.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探析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应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被授权与授权的关系、以公民意识觉醒为基础的治理与自治的关系、以政民良性沟通为特征的合作性伙伴关系以及以网络监督常态化为特征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政府忽视公众需求,过度干预社会;公民意识薄弱,公共利益代表缺位;政民缺乏良好的沟通,政府公信力缺失等.因此,需要从社会、公民与政府三个层面改善政府与公民关系:公民要培育自身的公共精神、理性参与政治生活;社会要大力培育建立社会激励机制、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政府要大力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完善网上信息公开制度、健全社会安全阀制度.     

程序公平和参与正义：论地方政府对人大质询的回应

人大质询是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是保障民意沟通的有效渠道,地方政府必须对此予以尊重配合。基于发展的眼光,地方政府要主动回应人大质询,维护程序公平、鼓励民众参与、推动政务公开、构建责任政府,让质询回应进一步程序化、公开化、常态化。     

县级政府机构设置：问题与对策

我国县级政府机构存在着机构设置职责同构、部门本位主义突出、行政机构自我服务职能强化等问题,削弱了政府的公共性与社会回应性,降低了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完善决策机构,实现决策的科学民主;加强综合机构,维护职权完整;整合部门机构,力避职能交叉;强化监督机构,完善监督体系是调整与优化县级政府机构的重要目标。强化法制的刚性约束,建立行政组织自我调节机制,倡导县级政府创新则是实现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保障措施。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作用机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其必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而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回应效能使这一影响成为可能,二者互为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的组织化和舆论性的参与途径,改变了公民参与不均衡的状态,并引导公民理性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从而增强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而政府回应推动了日益壮大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其成为一股引导公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的正向有序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互补性政治生态和作用机理,使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双赢的理性选择.     

网络舆情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

在我国行政体制中,政府过去一向是政策制定的主导者。大部分重大决策都是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政府对社会的回应也是以政府自身为主导。但现如今,随着社会公众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政府必须主动地关注和满足社会需求,积极回应社会舆论。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已步     

基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双重性的政府回应路径

作为世界上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公民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网络政治参与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参与模式,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效能。同时,也带来了网络伦理缺失、非法参与扩大以及非理性参与等诸多问题,网络政治参与的双重效应对政府回应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刚性网络法制的规范、柔性网络伦理的生成、网络道德监控机制的约束以及政府对市民社会的推动等是政府回应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正负面效应,促进其理性、有序、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网络民主对政府回应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网络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对政府回应既产生积极影响,如培养了政府回应理念,创新了政府回应手段,扩大了政府回应范围;同时,也对政府回应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表现为网络民主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影响着政府回应内容,互联网和电子政府的发展问题束缚着政府回应能力,政治和政策的应对态度和策略制约着政府回应效率,数字鸿沟现象的长期存在阻碍着政府回应的公平性等。因此,必须提高网络民主加强政府回应,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加强网络立法,规范网络秩序;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提高网民素质;加强政府治理,畅通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渠道;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网络民主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