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律解释是法律活动的基干。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解释,这种服从要求一切解释活动立足于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与客观性,同时要求实现"价值"解释向"技术"解释的转轨。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解释者应当秉持一种谨慎的司法克制主义的解释立场,反对过度、恣意解释法律。     

依法行政新解

依法行政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的内涵在中国和西方有所区别,依法行政不是机械行政,是形式行政和实质行政的结合。只有全面了解法律的含义,全面解析行政和行政权,进一步认识行政执法者在行政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依法行政原则的精神,才能保障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健全。依法行政的目标是实现法的相对确定性,依法行政的方法包括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补充和价值衡量。     

论法律的确定性之演变

法律以确定性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和表现形式。法律的确定性首先是其价值的确定性 ,其次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公、私法在价值、形式理性上的确定性是不同的。自近代以来 ,公、私法在确定性上实现了一致。     

法律推理不确定性的内部溯因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法律逻辑方法,通过逻辑学与法律的结合,以基本的逻辑观念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然而,这个看似完美的体系却因法律的相对确定性加之自外部世界不确定因子的介入。出现了确定性的裂缝。反思和质疑传统法治理论中法律推理基础理论的法学思潮,使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本质浮出水面正是本文的立论缘由。为此,我们通过揭示有关法律和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勾勒法律推理的真实面貌,探求法律推理不确定性之溯因并提出解决对策,以期为法律推理理论更加接近法治理念的确定性要求,提供新的研究进路。     

论法律的解释

:法律解释使法律具体化、明确化和体系化。它对不确定的概念和不明确的规定予以具体化和明确化的解释 ,以维护法律的安定。法律的解释是法律确定化的必经途径 ,法律规则是立法者对法律意图或目的的一种阐释 ,一种权威性的阐释。当立法者的具体解释在适用过程中与法律的意图或目的相冲突时 ,法官有权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法律本身决定了法律解释的方法和原则。     

论宪法解释及其法学特质

我国宪法于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而后几经修正。成为我国宪法的现行正本。作为国家根本性大法，宪法只能对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和义务、国家的民主制度、国家的法制原则等做出框架性规定。所以。宪法解释就成了当代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论题，对宪法解释方法进行考察也成了理解当代宪法实践的前提预设。本文拟从法学比较域出发，解读宪法解释在预设前提、解释对象性质、解释方法应用、解释创造性程度、解释结果确定性程度等方面不同于其他部门法解释的法学特质。研究宪法解释及其法学特质，以充分凸显宪法解释在法律解释体系中的独特地位，更加全面的把握宪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对完法及其解释方法的研究有益于廓清现代法律的框架体系．深化对宪法文本特别是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理解。     

《人民警察法》规范性的实证分析

《人民警察法》的低适用率折射出法律本身规范性不足的问题。通过对《人民警察法》中124条法律规则的全样本分析表明:31.45%的法律规则的条件假定需要推定,34.7%的法律规则的行为模式需要通过解释方能适用,28.2%的法律规则未能设定任何法律后果。此外,警察法的过分离散化使得警察立法缺乏统一性。因此,《人民警察法》的修改应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并应吸收其他相关法,在立法技术上走向法典化。     

法官解释：服从抑或创造

在法官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服从法律文本是法官的天职;同时,需要丰富智慧的创造性解释,对于法律的发展和进化意义重大。于是,司法过程中,便产生了两难：法官是该严格地服从法律,抑或创造性地解释法律。我们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避免冲撞。现实的出路是：服从应该被摆放在第一位,而必要时候的创造应当在法治的轨道之上。这个过程中,法官要科学地运用各种解释方法。     

浅论法律解释的溯及力

法律解释的溯及力是指新的法律解释颁布后对其颁布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法律解释具有客观性,是对法律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的细化,是对法律规范本身含义所作的说明,在解释过程不能创建新的法律规范。法律解释的效力应以溯及既往为原则,以不溯及既往为例外。     

《法律解释》专题报道之一法律解释，解开刑法适用之惑

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相关议案。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7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解释,其中涉及刑法的为4个,涉及刑诉法的有3个。这是近年来国家立法机关首次针对内地法律行使法律解释权,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法律解释活动。其中,有关刑法的4个法律解释因直面司法实践中诸多热点和争议问题,而备受各界关注。     

刑法适用中类比推理的系统检视——对“禁止类推”命题的反思

谈及类推,刑法学界普遍认可＂禁止类推＂这一原则。实际上＂禁止类推＂这一命题过于笼统和模糊,以至于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刑法权威学者对该命题持保留态度。刑法适用过程中的＂类推＂具有两种面相——作为漏洞填补方法的类推适用和作为法律适用基本方法的类推思维,前者应被刑法禁止,而后者却是刑法适用中无法禁止的推理方法。这两种类推之间的区别,实质上就是一种＂度＂的把握,而将＂度＂界定为刑法规范目的指导下的犯罪类型更具有操作性。另外,既然刑法中两面性的类比推理足以囊括刑法适用中的全部类推,那么摒弃＂类推解释＂这一充满争议的概念更为合理。     

拨开我国刑法解释范式的迷雾——以刑法解释目标为向度

刑法解释无疑是构建现代法治的重要题域。但现行刑法解释体制的架构与实际运作因欠缺科学性而亟待重构。刑法解释目标作为探寻适用于刑法解释的最小公分母而对刑法解释权的配置具有"元意义"。以科学的客观解释论为基底,同时兼顾现有体制,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独享原本的司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消极的立法解释权,即只能裁决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异议,另外赋予办案法官一定的刑法解释权。     

法律的维度--从空间上解读法律失败

现代国家法追求统一性和确定性 ,它存在于非特定的地点和时间空间中。植根于特定地理和时间的地方性规范和地方正义会因地点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 ,所以现实社会中会存在现代国家法与地方性规范及地方正义的内部逻辑上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是无法消除的 ,只能被减小。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上的立法来从空间的角度考虑制定法律以减小矛盾 ,也可以 (为了发展目前没有案例法的民法系统 )通过对已出版的法院案例的法学研究形成的教义来发展案例法以减小矛盾     

制定法上的舞者——关于司法解释的另类解读

在现代复杂社会中,法律解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对传统的制定法主义进行反思,从法理上看司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制定法主义及其固有的局限性构成了司法解释得以存在的法律基础.从司法解释的主体角度看司法解释具有有效性.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将法官囿于严格的法条主义注定是失败的,如何界定司法解释在法治图景中的位置是横亘在法律人面前的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内涵于如何处理好司法权与立法权及现代和谐社会的关系之中.     

论宪法解释——兼评中国宪法解释体制的困境和出路

法治是建设富强中国的必经之路,依法治国首先应当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理性化,是自由的政治生活进程的保障,是人权的保障。任何遵守法治原则的政治共同体中,宪法解释都是一项关系万千重的问题。中国正面临司法改革的转折点,宪法的解释是违宪审查的必经环节,构建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宪法解释的问题。     

刑事诉讼证据真实性的理性辨思——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的探讨

2012年的新刑事诉讼法出台,证据概念被重新界定,传统＂事实说＂被＂材料说＂所取代。新定义下的证据虽然是材料,需要查证属实方能作为定案根据,但真实性仍然是不可抛却的证据属性。从反思何家弘教授早前关于对证据真实性要求的批评,到从认识论与盖然确定的角度分析＂真实＂,我们从动态的、时间推演的角度来使用一种实践理性层面的证据真实性。这种实践理性的真实性要求亦有实体法层面的规定与之相呼应,理论上亦为＂可信性＂提供借鉴。     

罪刑法定、法律解释与机械执法

机械执法是一种错误的执法思想。对罪刑法定原则必须在实质上进行把握,法律词义原则上应从广义解释。刑法规定的内容应明确、具体,具有实体的合理性。法官对于法条解释的内容不得超出一般人的理解。     

“存在与诠释的法治”之探析——以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权利保障为参照

作为“存在的法治”体现法治的客观属性,人性的需求奠定其存在的坚实根基,而分析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分别将法律文本和社会事实作为研究对象为我们提供了真切感知作为“存在的法治”的平台.作为“诠释的法治”体现法治的主观属性,在历史效果和社会效果指称之下,我们能够从多样性的诠释中探究出占主导地位的法治.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下,以权利保障为参照审视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出现的困顿问题难免使人焦虑.但作为法治论者,需要以“存在和诠释的法治”为起点,自觉地践行法治信念与使命,积极探索通向中国特色的可行的法治建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