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为典型的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收入再分配特征。政府希望发展城市低保,以高效地筑牢社会安全网。回应中国式分权治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发展社会政策的激励扭曲、能力不足问题,中央政府自2000年以来通过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来匹配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然而,筹资的集权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的扩张,反而招致一定程度的紧缩。论文在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影响地方政府城市低保福利努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除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而带来的挤出效应外,社会阶层间互联网政治参与差异、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是阻碍地方发展城市低保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问责配合的筹资集权无法解决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不足问题。     

次国家财政结构与地方治理:一项实证研究

论文讨论了纵向的地方财政支出分权与横向的公共支出结构导向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治理与善治、财政联邦主义与功能性联邦主义等理论视角,我们建构了地方治理绩效、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支出的发展性与再分配支出导向,进而利用1997—2009年的分省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省以下支出分权水平可以显著地促进地方治理绩效,且这种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县级而非市级支出分权;由于公众需求、腐败寻租等因素,发展性支出比重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地方治理绩效,而再分配支出与之截然相反;因为"软预算约束"等问题,地方净转移支付收入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显著恶化政府治理绩效;此外,政府治理绩效往往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并具有较强的时间序列稳定性特征。基于上述中国正反两面的经验,我们就如何改善政府财政职能与转移支付体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激励结构与政府投入：从地方政府视角看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高覆盖率是政府财政大量注入的结果，财政补助已占筹资总额的83％。这使得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高度依赖政府，尤其是在政策执行和制度运行中起关键作用的地方政府。论文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责任分担、制度建设和运行费用、政治收益等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结构。研究发现目前的激励结构难以使地方政府持续地投入，这为该制度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中英两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差别及其成因分析——以利益平衡方式的路径依赖为视角

直至目前,中国仍然以行政集权为构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线,而英国采用的是民主分权的方式,这是中英两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最大的差别,其根源可追溯至中古时代。本文以利益平衡的方式为线索,将其与路径依赖结合成一个包括政府的建成原则、权力的分享与制衡、财富的分配、宗教形态和政府的发展取向五个维度的宏观分析框架进行考察,发现中英分别采用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在很大程度受原有利益平衡的路径所约束。     

专栏导语:福利态度:福利国家政治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正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公共争议的重要议题。适度而周全的社会福利,对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现代政府都必须具备福利和再分配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大多都形成了关于政府福利责任和福利功能的共识,进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不过,福利国家的发展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遭遇危机,战后福利共识瓦解,但由此也催生了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研究的新领域:福利态度调查     

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中国当前以政治集权、财政分权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所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影响的原因、机制和结果。     

专栏导语: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央地关系研究北大核心

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央地关系),是指国家体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基本关系(景跃进等,2016)。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之一,中央和地方关系不仅关系到国家政权和体制的稳定,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如何管理不同地区的各类事务并回应来自地方政府的各种需求,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进行资源、人员和信息的互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调整成功地处理了转型国家的一系列重要发展问题。一方面,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国“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另一方面,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让中国的各项重大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地方政府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为“中国之治”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通过不同的体制机制设计,在不同政策领域呈现出或集权、或分权、或集权分权并行的多元组合,形成一个多维的权力和资源配置的混合结构,更是在治理效果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住房保障的财政成本承担：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尽管我国住房保障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但由于缺乏常规和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明确的中央与地方政策在住房保障中的财政成本承担责任，目前住房保障政篡的执行效率与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低收入群体住房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论文从福利政策理论和住房保障特点的角度出发，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财政成本上所承担的责任进行阐释，并借鉴了美国的经验。研究认为，住房保障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根据公共财政理论，住房保障成本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但同时，住房保障的公共品特征决定了地方政府也应在住房保障中分担部分成本，并负责具体的保障实施工作。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制约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意味着将住房保障的主要支出责任从地方政府逐步转移至中央政府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基于空间经济模型的分析

将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融入Krugman的"中心--外围"模型,以此来分析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政策对厂商迁移和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中国分权体制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基于对税基、管辖区福利、政府自身利益等因素的考虑,采取了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利益的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地区间生产资源的配置.在实施地方保护政策情况下,除非运输成本很低、迁移目的地的支出水平很高或市场分额足够大,从而为厂商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足以补偿地方保护所产生的厂商迁移的机会成本,否则,将阻碍厂商的跨辖区迁移和产业的地区集聚,从而造成地区间分工弱化与市场分割、各地区重复建设与产业同构现象的存在.     

超大型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法治试验及其制度约束

地方法治试验既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又能够科学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竞争动力学理论从经济发展产生的内生性驱动和官员晋升锦标赛产生的外在压力两方面,解释了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中国采取“政府集权+行政集权”模式在促进国家统一同时,扩大了国家的治理规模,增加了国家的治理负荷,引发了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中央试图通过允许地方进行法治试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它能够在统护法律统一的前提下,及时调整中央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中央通过宪制约束、组织约束和政策调控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地方法治试验的约束,确保国家整体主义体制结构的实现。地方法治不是一个脱离中国整体法治而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方法论意义的概念。     

武汉市政府隐性担保债务法律问题研究

政府隐性担保债务是武汉市在清偿和处置政府性债务中面临的一大瓶颈。存量巨大、集中到期、新增债务刚性需求等特点使这一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由财政分权引起的城市建设投资问题、法律法规对地方融资政策要求严格问题和武汉市武汉城投集团本身的一系列问题造成了武汉政府隐性担保债务。贯彻新《预算法》的要求，借鉴《试行办法》的发债经验，在相关政策的指导下，武汉政府债务仍有乐观的前景。     

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税收政策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国家通过税收筹集财政收入,直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再通过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改善居民收入状况,保障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政府的再分配是矫正市场机制造成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公问题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可以使富人"穷"一些,而通过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可以使穷人"富"一些,从而使一部分收入从富人手中向穷人转移,从而达到缩小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的目的。同时,国家利用     

渐进式改革与私权的发展中国式道路的法律角度的考察

导言一般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集权政府。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这意味着在政府系统里的任何一个层级内部不存在分权,即不存在横向的分权,法院和人大并不是独立于政府的机构,而是通过一定的制度整合进政府体系。第二,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制度化的分权,即不存在制度化的纵向的分权。相应地,在全国来看,权力系统就构成一个层级化的金字塔的形状。同样没有争议的是,这种集权的政府组织形式,与计划     

从税权划分看我国地方税制立法体系的完善

税权划分规范与否,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两级税制体系能否规范建立和有效运行。针对我国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税收征管权交叉重叠等税收权划分问题,本文比较国际上通行的三种税权划分模式,认为我国应选择“合理集权、适度分权”的分权模式。并指出赋予地方适度税收立法权、合理调整税种归属及其征管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当前规范我国税权划分、重新架构地方税制体系的具体政策选择。     

公共政策冲突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本文分析了政策冲突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表现形式，指出中央与地方关系之所以表现得错综复杂，实质在于利益关系的不同。双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又需要权力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公共政策必然表现出一种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丈中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协调机制，以便更好的规范政府政策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双赢。     

论我国湿地资源管理的集权与分权

我国湿地资源管理存在着分散立法、权属不清、多头管理、行政垄断等等问题。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对湿地资源管理进行集权,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同时,必须进行分权,包括湿地资源所有权与行政权分离、政府向社会分权,以便湿地资源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都得到充分发挥。     

发挥社会组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深化改革的目标。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协助治理社会。社会组织与政府和市场形成良性互动,推进社会公平。社会组织汇聚社会力量扶持教育,优化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趋向,实现全社会成员的起点公平。慈善公益组织关心公益事业和弱势群体,参与收入再分配过程,弥补贫富差距,扩大公平基础。政府购买服务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增加社会成员收入,实现收入分配起点公平。     

从英国税收和福利政策看中国收入差距问题

近些年来,由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被拉大,已经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的收入分配模式,而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更加合理,更加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本文主要立足于我国所处于的经济转型期,参考英国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在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一些做法,探求一种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方法。     

我国农民工心理健康与保护策略研究概述(2010-2019年)

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后,面对就业收入、子女教育、人际关系等剧烈变化的陌生环境,往往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过高压力可能带来诸多社会和医学问题,导致事故、酗酒、意外伤亡、自杀和家庭破裂,使社会蒙受巨大损失。解决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牵涉到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工业发展等工作,需要政府及卫生部门、安监部门、社会保障部门等密切配合,供给有效保护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社会政策。     

宏观调控权配置原则论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事关宏观调控的效果。要合理配置宏观调控权,就必须确定宏观调控权配置的原则。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包括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横向配置指宏观调控权在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纵向配置指宏观调控权在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由于宏观调控是事关国民经济全局性的重大事务,因此,宏观调控决策权的配置应实行集权原则,由中央国家机关独享;而宏观调控执行权的配置应实行分权原则,由中央政府与地方省级政府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