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

"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状况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全国调研的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降低,公众的总体公平感在逐渐降低,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公众中降至最低,在90年代出生的公众中略有回升,整体趋势大致呈U型。采用序次Logistic等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当代中国公众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而发现:宏观层面,现代化进程借由物质财富、批判精神和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三条路径对代际公平感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诸如"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关乎政治反思和经济改革的重大政策对代际公平感影响显著。公共生命历程与代际公平感的显著关联表明,自然生命规律无法抵消人口更迭的影响,未来社会的总体公平感将发生深刻的变革。     

我国环境保护税立法应关注的几个问题——以社会可接受性为视角

环境保护税的理想化功能主要表现为为环保事业筹资、刺激生产者和消费者调整生产与消费行为,有效实现资源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配置.公众对环境保护税的接受程度会影响到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进而影响环境保护税功能的实现.要发挥环境保护税的理想化功能,应在立法中体现税收公平,提高征管效率,实现税收中性和保障公众参与,以提升环境保护税的社会可接受性.     

并非虚妄的代际公平——对环境法上“代际公平说”的再思考

判断环境法上的"代际公平说"是否"虚妄",既应建立在科学的逻辑论证基础之上,又应建立在法律社会价值的判断与选择基础之上。在社会历史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中,"代际公平说"非但不是"虚妄"的,反而更是彰显法律价值精神、实现利益衡量的理论基础。在当下中国环境法治语境中,"代际公平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功能。     

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公众参与的桥梁——以政府公职人员为观察主体

现有研究对政府信任的讨论非常之多,却回避了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但信任是相互的,在缺乏政府对公众信任的情况下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不恰当的。论文提出政府对于公众的信任这一命题,并认为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是公众参与的桥梁。论文构建了"三维度影响因素-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政府支持公众参与"的结构模型,试图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维度(七种因素)解释政府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因子,并进一步探究政府对公众信任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层面,信任倾向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组织层面,官僚型组织特征则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负相关;社会层面,社会评价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与政府支持公众参与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论文重新定义社会互信,深化了对政府公信力的解释力度,在全球性公民对政府信任衰退背景下探寻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方法。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冲突管理——基于四川省Z县政府的质性研究

正自20世纪80、90年代起,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开始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进行了政府绩效评价的探索与尝试,总体历经了初步探索、研究拓展和细化创新等发展阶段,现已成为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创新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多年的实践中,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也遇到了一系列困境:从宏观层面来看,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公平、民主与秩序、官本与人本、管制与服务、效率与公平、经济增长与社会增长等价值间的冲突。从微观层面来看,在绩效评价     

公平与效率统一视角下的物权社会化

物权层面的物权公平与物权效率相适应,但在物权效率与高层面的社会公平之间的交叉层面,物权效率则因起点、机会、结果等与社会公平发生冲突;在这一交叉层面的物权垄断势能所产生的"马太效应"不可能熨平。通过公平与效率在立体结构中的对立统一路径可知,实现物权自然化发展向社会化转变,是效率与公平和谐统一的动力机制。公权力管制时限制物权利用中附属权利而防止物权垄断形成。限制是在初次分配中重新界定权利,不是要素所有的分配。通过权利分配为弱者增加竞争的权利势能以缩小贫富差距,这是北欧的新经验。     

转型期家庭功能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发生了变化,促使家庭功能也发生了变迁,有些功能出现了弱化,不可避免的影响了代际关系,传统社会中亲密的、公平的代际关系逐渐消失.     

和谐社会中的养老保障公平问题探究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经济运行的"调节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公平是社会保障的灵魂。公平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公平的缺失会导致福利的损失。这就要求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障改革必须以公平为核心,建立长效机制。     

“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接受度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理解公众政策接受度的认知规律,对于从理论上揭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底层逻辑、从实践上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并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政策接受度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并着重探讨了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区分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也尚未解释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形成机制的差异。基于此,论文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政策情境,对公众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基于“宏大叙事”的抽象接受度与基于“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加以区分,并对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认知特点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在社会信用体系政策场景中选择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作为自变量,通过OLS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究其对抽象与具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政策的抽象接受度总体显著高于具象接受度;抽象接受度同时受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而具象接受度只受个人层面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公众基于“宏大叙事”对政策的抽象认知受到理性与道德的共同作用,而涉及“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则仅受理性影响。作为微观个体,公众既是期盼社会诚信水平得以提升的“社会人”,也是担心隐私泄露的“经济人”。抽象接受度体现出微观个体同时衡量个体与社会的风险收益的“社会人”特征,而具象接受度则体现出微观个体受访者基于纯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研究结果揭示了在政策议题中公众作为微观个体的复杂心理,并对政策实践者面向公众开展政策沟通具有启示意义。     

《代际正义研究》

作为现代社会新兴的一个正义类型，代际正义关系着当代人和后代人如何公平地分配在享有和传承人类文明中产生的成本和收益。目前，对于代际正义主要有契约论、道义论和功利主义等论证方法。     

正义、文明传承与后代人：“代际正义的可能与限度”

代际正义是一种新的社会正义形式。现在法学各个学科后代人权利、代际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研究,迫切需要使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于代际正义的概念、特征和要素进行明确的界定,以使法学研究能够在一个清晰和确定的学术范畴基础上展开,避免由于对代际正义理解不同而造成理论上不必要的争议。     

公共服务绩效主客观评价的契合性研究——来自H市基层警察服务的实证分析

公众参与是"公共治理"时代民主行政的基本诉求,公众评价公共服务绩效是否切实可靠,是关系服务型政府建设纵深推进的重要问题。论文立足H市基层警察服务绩效评价的实践,围绕"公众主观评价是否基于客观绩效做出"的理论争议,从整体层面和具体维度上分别探讨了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以为公众有效参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提供理论支撑和策略思考。研究发现,在整体层面上客观绩效对公众主观评价具有显著影响,而在具体层面上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却存在差异,即公众在宏观层面上对公共服务质量具有一定的识别或判断能力,在微观层面上公众主观评价的可靠性不能一概而论。可见,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不是评不准,而是评价的对象和内容要找准,建构科学合理的公众评价体系亟需努力。     

基层民警建言机制之实现研究

基层民警建言是民警针对基层公安机关中的问题所做出的主动建设性反应。基层民警拒绝建言会引发公安决策适应性和创新性不足、基层民警工作积极性不高、决策层与基层民警之间关系紧张等组织问题。从组织、个体和社会层面对影响基层民警建言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基层民警建言受到组织层面中的领导文化和创新影响,受到个体层面中人口变量的影响,受到社会层面中具体因素的影响。据此,基层民警建言机制通过选拔变革型领导者,激发主动性认知,提升民警沟通技巧、引导"对事不对人"的工作理念,完善公平公正的薪酬晋升制度,建立建言获取、分析、反馈一体化机制得以实现。     

论“裸聊案”撤诉的法律价值

北京市首例网上裸聊案因无定罪依据被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一时成为新闻热点，争论焦点。这起检察机关起诉后又撤诉的案子，从立法层面审视，是对刑法典中“罪刑法定原则”的遵循；从司法层面分析，作为具体裁判者的刑事法官，维护了司法的独立、公平价值，推动了法治的进步；从公众的视野观照，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培育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增进了时法律的认同感和依归感。     

试论罗尔斯正义原则及其社会制度建设意义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念,他所强调的"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分配正义中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与"差异原则"以及正义制度对个体道德的诉求等内容对于加强社会的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对两大正义原则的具体构成与适用范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解读,力求揭示出罗尔斯正义理论和正义原则在制度建设层面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社会法的功能嬗变、代际更替和中国社会法的定位与建构

社会法的发生机理在于对市场化运动及其负面后果进行"反向运动"和矫治,其早期功能是社会保护。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混合资本主义的构成性要素。社会法可分为三代,具有明显的代际更替和功能扩展、嬗变轨迹:从第一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单一功能模式,到第二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为主、社会促进为辅的主次功能模式,再到第三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并重的功能模式。功能嬗变与代际更替的机理主要在于资本与社会的矛盾运动、公平(社会保护)与效率(社会促进)的复杂关系。中国应厘清自己的问题之"代"和制度需求,以全球正在探索的第三代社会法为参照系,定位、创新和建构中国社会法并推进社会改革。     

对我国无罪判决率的考察研究

无罪判决率在一定程度上是法治社会的"晴雨表",是公平与正义的体现。近十年来我国无罪判决率逐年降低,且与法治发达国家相去甚远。本文统计了我国近十年的无罪判决率,探讨无罪判决的价值和低无罪判决率的隐忧,分析无罪判决"难产"的原因,提出改进措施,以期引起公众和司法机关对无罪判决的重视和"宽容",呼唤司法理性,发挥无罪判决对法治的积极价值。     

论生态法的基本原则

生态法的基本原则 ,是生态法所确认的或体现的、反映生态法特征的、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基本准则。主要有 :物种平等原则、代际公平原则、生态优先原则、预防为主原则、合理开发利用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公众参与原则等。     

责任意识、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之关系研究

旨在考察企业员工的责任意识和公平感对组织公民行为的预测效应,及公平感在责任意识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以188名企业员工及其直接主管为被试,运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通过相关分析、多元分层、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考察变量间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员工的责任意识能显著提高个人、群体和组织公民行为可解释的变异.员工责任意识和公平感都可预测组织公民行为的水平,责任意识对组织公民行为的预测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平感的负向调节,即当员工公平感较强时,责任意识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相关较小,当员工公平感欠缺时,两者相关较大.     

环境时代宪法对环境资源公平享用的确认

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人类自身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危机四伏的生存与发展现状之幡悟,其内涵与环境资源的公平享用有着极大的关联性,表现在可持续发展十分关注环境资源代内和代际公平享用问题。本文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究环境时代宪法对环境资源公平享用确认的重大意义,并同时论证了集团诉讼对于环境资源代际公平享用实现的可行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