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侦查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或部门）侦查刑事案件是否准确、全面、合法进行的监督。侦查监督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组成部分之一。现代法治国家一方面要求侦查机关正确地行使侦查权，搜集充分的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从而有效地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通过司法程序，凭借有效的法律监督手段对侦查权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以维护受追诉人的基本权益。为了更好的发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审查逮捕部门改为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监督的对象、     

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的重构

现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对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监督法律规范的欠缺性、监督范围的狭窄性、监督效果的有限性、上级监督的形式性和外部监督的软弱性等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监督机制包括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和外部制约监督机制。     

论中国侦查监督程序的完善——以确立检察机关“准司法审查”机制为路径

基于侦查权存在滥用可能的现实考虑，对侦查权的行使遏程进行有效的规制，尤其是强化对侦查权行使的外部监督是防止侦查权被滥用的有效途径。在中国司法审查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职能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但不论从中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封侦查进行监督的制度建构上看，还是从具体程序的运行来看，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吸收司法审查制度中的有益机制，对中国现行的检察监督侦查的制度模式进行改造，使检察机关能够以中立者的身份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以期达到侦查监督程序的科学建构。     

论侦查监控权主体的确立及其权能划分

侦查权是国家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为实现侦查目的,依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从内容上看,侦查权可分为案件侦查权和侦查监控权两个层次。在我国,侦查监控权主体的法律地位尚未予以依法确认,侦查监控权主体内部权能的划分也不合理。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研讨,希望有助于立法和司法实践。一、侦查监控权概述(一)侦查监控权的提出本文采用“侦查监控”而不采用“侦查监督”这一范畴,是因为就侦查监督而言,包括立法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又包括专门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上级侦查机关对下级侦查机关的监督,侦查机…     

当前刑事侦查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侦查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对侦查机关活动以及在侦查过程中所作出的决定是否合法所实施的监督,是为了防止侦查权的滥用,保证侦查活动的合法与准确。笔者认为当前刑事侦查监督工作中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冷静思考积极应对,努力探索强化侦查监督的有效途径,全面履行好侦查监督职能,保证国家法律的公正性和正确实施。一、当前刑事侦查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1.执法观念和执法水平还不完全适应侦查监督工作的开展。当前侦查监督部分干警一是存在着模糊思想和畏难情绪;二是参与引导侦查取证、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定位与空间

基于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刑事诉讼的构造和规律,侦查监督职能应当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制约侦查权,二是在侦查阶段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有侦查权运行的地方就有侦查监督的空间,侦查中有诉讼权利救济的空白就有监督的必要。侦查监督需要遵循合理的限度,不能逾越相应的界限。     

论职务犯罪侦查监督

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对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保证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严格依法进行的法律制度。在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体制中,监督制约的重点是要保证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法行使。     

检警一体化模式再解读

我国现行的警察主导侦查模式具有重大缺陷，尤其在控辩式庭审改革的背景下愈益暴露出弊端：不仅难以满足检察机关有效指控、惩罚犯罪的需要，也无法适应侦查监督、保障人权的要求。实践中自发的检察引导侦查的改革是对现行接力型检警关系的突破，其本质是检警一体化，构成了当下诉讼程序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创新。检警一体化模式的实质是检察机关参与侦查权的行使，而非检警机关在组织上的一体化，亦非二者角色的混同。我国建构检警一体化模式，不仅存在理论基础，而且具有法律依据。采纳这一模式有助于提升侦查质量、强化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能力，也便于检察机关践行侦查监督职能。     

侦查监督机制研究

侦查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侦查刑事案件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是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权之一。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除公安机关之外，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局也依法行使相应的刑事侦查权。人民检察院进行侦查监督的对象，就是这些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

侦查监督相关实证研究反映,侦查监督权并没有充分控制侦查权。在侦查监督运行中,侦查监督权威与手段较弱,实务中侦查监督基本依赖卷宗。司法改革中检察机关进行了有所成效但值得商榷的探索。侦查监督权运行不力的原因在于侦查监督的理念突出犯罪控制而弱化人权保障,侦查监督主体对违法侦查行为与违法侦查人员缺乏制约,侦查监督职能行使的司法考核指标不合理。侦查监督制度的改革应以强化人权保障为目标,按照控权模式改造侦查监督权,提升侦查监督权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Discharge of the Labor Contract

劳动合同解除是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行政法学“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试图研究其在劳动合同解除中的应用可能性与具体机制,以期为完善我国劳动合同解除制度提出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