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文化探论 主持者言

时至年末 ,编辑部精心安排了 4篇稿件作为今年“法文化研究”栏目的压轴文章。《清代民族法中“苗例”之考释》是胡兴东博士的力作 ,文章对法律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苗例”进行考释 ,通过新史料的运用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解构 ,论证了“苗”的内涵、苗疆的范围 ,进而重释了苗例的含义 ,提出苗例是指中国南方民族习惯法和中央政府对南方民族特别立法的观点。苗例是中国法律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有学者做过研究 ,但是 ,有力度的作品却不多。这篇文章严格地按照史学的学术范式讨论问题 ,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诘问或是对自己观点的论证 ,都立足于翔…     

评P·Φ·伊茨的《东亚南部民族史》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反华侵华和称霸全世界的需要,指使其御用学者,公然伪造历史,妄图破坏我国各族的团结,分裂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为其扩张主义张目。本刊转载的这篇译文就是一例。切斯诺夫和伊茨之流,放肆地宣扬中国南方对中原文化来说是一个“独立地区”,与东南亚北部大陆有着渊源关系;远古的南方文化“发源于中石器时代的和平文化”,沿海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同北山文化相似,甚至断定它的年代早于青莲岗而晚于北山,曾是藏、缅、傣、孟——高棉和马来——玻里尼西亚许多民族的故乡,在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中国南方已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独立性”,而非“中国民族的国家组织”;对南方民族来说,“汉人的南进”和“满人的入侵”,造成了同一民族各群体间或各民族间的“人为的隔绝状态”。这绝非历史的真实。云南元谋人距今170万年,贵州观音洞文化距今50～60万年,江西万年仙人洞距今将近9千年,浙江河姆渡文化距今也有7千年,都比和平文化和北山文化为早。本刊发表的《三苗考》就是从传说人物的活动,看三苗与中原文化、西北羌人文化和南部越人文化的密切关系。大量的历史事实,完全暴露了切斯诺夫和伊茨之流的卑劣和反动。该文发表后的短短几年,苏修大霸就驱使越修小霸悍然侵犯我国的神圣领土。这是单纯的学术分歧?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在这场尖锐的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中,切不可掉以轻心,必须给予深刻的揭露和严肃的批判。     

中国少数民族茶文化论要

茶是中国的“国粹”。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茶文化是这一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族的茶文化相比，无论是茶的种类，茶的制作，还是饮茶习俗和茶的功能，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是充满生机，极富个性的茶文化。一、少数民族饮茶习俗的起源与传播1、起源据一些学者考证，我国首先利用和生产茶叶的，不是中原的华夏族，而是南方少数民族。陈祖梁、朱自报先生考证了神农氏发现茶叶的传说，认为“神农”是被称为“三苗”、“九黎”的一个生活在南方的氏族或部落，神农氏族或部落最早…     

论新时期两代主要领导人的忧患意识--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

忧患意识对于个人、组织、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都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新时期中国执政党两代领导人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既体现在当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 ,也体现在江泽民的一系列谈话中 ,更在“七一”讲话中凝聚、升华、结晶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南方谈话"与理论创新

江泽民强调：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邓小平为我们作出了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值此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之际，重新学习南方谈话，深刻领会“南方谈话”所蕴含的理论创新的内容和精神，深入理解和把握“南方谈话”所体现出的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和思维方式，对于进一步研究宣传和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推动理论创新，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南方谈话”是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重大成果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明清"赶苗拓业"事件探究

在明清王朝统治的3个多世纪里,南方数省毗邻的武陵山及云贵高原东部,多次发生针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赶苗拓业”事件。“赶苗拓业”虽然不见于正史的记载,但却是包括明朝开国皇帝在内的封建王朝的统一行动,是统治阶级“平蛮”政策的实施。它给被剿杀、驱赶的相关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并迫使苗族大规模西向迁徙,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     

晚清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满蒙联姻”地位研究

清代中前期，满蒙联姻在构建满蒙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当进入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时代，国家构建成为时代呼声之时。清朝统治者发现，过于执拗“满蒙联姻”与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相颉颃。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清朝统治者开始放弃满蒙联姻，取消原有人为的地域分离和血缘区隔，努力创造一个“各族群体平等”的神话，然后在此基础上走上了铸造近代国民的道路，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可以说，满蒙联姻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与清朝统治者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程是一致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１０周年了。１０年来，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能够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南方谈话”对于我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在２１世纪的今天来纪念“南方谈话”，更能清楚地认识它的历史地位。一、“南方谈话”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南方谈话”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我们国家的发展处于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之际发表的。当时，国内外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东欧“易帜”后，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在国内政治风波发生后，…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搞好民族识别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贵州是多民族省份。解放前,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向来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识别和鉴定。如辛亥革命时,认为我国只有五个民族,即汉、满、蒙、回、藏,提出所谓“五族共和”。后来史书上又写着“汉、满、蒙、回、藏、苗、瑶、黎等。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逝世时,在遗嘱中写道:“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很重视调查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提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口号,并制定具体的民族政策,作为民主革命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     

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

民族是由于民族国家这种特定的国家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建立而被普遍采用的概念,与国家不可分割并具有丰富的国家内涵。中国长期处于王朝国家时代,既没有民族概念,也没有形成可直接用民族概念来指称的社会政治群体。民族概念由国外引入中国后,尤其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等概念形成后,对中国既存的族类群体和族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促成了中国的民族构建过程。这样的民族构建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中华民族的构建,一是中国各民族(主要是少数民族)的构建。经过这样的构建过程,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主要是少数民族)先后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族际关系,对中华民族国家和社会政治造成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从当前的现实来看,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这两类民族的发展并不平衡。在国家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是一个必要而理性的选择。     

"自然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精髓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继承了西方历史上"自然法"高于一切制定法、人为法、实在法的传统,而且把"法",即由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事实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律"作为自然法则予以强化。认为法之所以演变为法律,不过是经济规律的自然发展所至,人们只有把"法"的自然本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从经济事实中发掘出来,才能正确真实地表达"法律"。为此,他们将"自然法"的内容进行了革新,从另外一方面强化了西方自古以来"自然法"的传统理念。     

重思“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法律信仰这个源自西方的命题不加审视地视其为真理而简单接受。笔者在考察伯尔曼法律信仰命题背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认为法律信仰是将二元论下两个根本有别的秩序体简单联合在一起的失败努力。同时,基于对引发法律信仰思考的问题意识的肯定和公民宗教问题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在一元论社会条件下应该提倡的是"法律信心"而非法律信仰。     

在"照顾"的历史表象背后——中国古代法律"照顾"女性的内在原因剖析

考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常常会在律令法典和司法实践中发现某些对女性减轻处罚或宽松优待的规定和做法,有人将这种对女性的"照顾"完全归因于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实行的"仁政"和"矜恤"政策,甚至认为这是法律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权益的特殊保护。本文试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法律中对女性的种种"照顾"进行全面的审视和甄别,以挖掘法律规定表象背后隐藏着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在原因。其实这些"照顾"不仅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更反映了女性在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特别是人口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她们在家族中的从属地位。     

论我国新《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于制约公司管理层滥用其管理权,平衡股东与董事之间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法律一直未明确确立这一制度,只是在司法实践中依公平原则受理和判处了几例派生诉讼案件.本文论述了派生诉讼的概念、性质和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提出了一些在我国建立派生诉讼制度的立法意见.     

民法文化视野下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民法文化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规则和社会成员对权利的向往和追求,同时对警察执法的改善提出了严厉的挑战.而现行条例对民法文化却重视不足,缺失有余.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以上诸方面与民法文化达成了共识.     

论“电脑量刑”的基本原理

电脑是人脑的产物。电脑“辅助量刑系统”是创新性量刑理论与操作方法的最佳表现形式。电脑运行产生的量刑意见纯属学理解释,仅供办案参考。本文论述电脑《辅助量刑系统》的基本原理:依法构建衡量危害危险程度的公正标尺,完善描述复杂案情的量刑情节体系,独创评价刑事责任程度的科学方法,提出求解量刑最佳适度的逻辑思路,生成充分说理的量刑建议论证报告书,能够避免量刑偏差,实现量刑的公正性、透明性和诉讼高效,从而使特定案件的宣告刑具有可预测性和重复验证性。     

解读婚姻“身份危机”——来自同性婚姻的挑战

面对同性婚姻的挑战，西方社会对于婚姻制度的走向可以分为三种意识形态阵营，第一个阵营相信婚姻制度的毁灭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方式，认为传统婚姻制度不能适应同性婚姻的需要；第二个阵营相信婚姻制度能够改变，认为如果接受同性恋婚姻将使婚姻制度转变得更有生命力和更加公平；第三个阵营喜欢婚姻制度保持现有状态，认为包容同性恋婚姻将会改变婚姻现行的显著特征并且最终毁灭婚姻。婚姻出现了“身份危机”，面对这种危机，作为中立的法律应该综合考虑婚姻法的道德复杂性及婚姻中的国家利益，在保证不违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婚姻制度应该接受多元化，进一步走向宽容。     

说理执法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

说理执法是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与行为相对人真诚交流与沟通，讲明事理，讲透法理，以保证执法活动有效进行的一种工作方式。说理执法对公安机关推行执法规范化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开展说理执法，要坚持以理服人，注重说理效果，通过平等交流、坦诚沟通，清除隔阂，化解矛盾。     

西原春夫“国民欲求”概念之展开——兼论其对我国刑事法治的指引作用

日本著名的刑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西原春夫先生在其《刑法的根基与哲学》中，通过对以欲求为中心的人类行为科学的探讨，将刑法的根基归结为“国民的欲求”。“国民欲求”的特征在于其道德性和个人法益保护性．所以对其认定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判断。作为刑法根基的“国民欲求”必然对刑事法治起到很大的指引作用。     

"三个代表"与社会主义法的本质

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从社会主义法的应然性层面上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是社会主义法本质的根本要求.法的阶级意志性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根本性质;法的物质决定性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正确方向;法的文化制约性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