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协商性刑事司法理念的倡扬

刑事司法领域因社会主体多元、利益多元的出现,传统刑事司法无法兼顾公正与效率、程序与实体正义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协商性刑事司法在程序与实体之间吸收＂协商＂因素则较好的兼容了上述刑事司法诸要素。为此,在由分配正义到协商正义理念转变下,需重构协商主体、协商程序和协商内容,树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协商性刑事司法理念。     

王符的司法思想

王符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政治法律问题,对司法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他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司法的形而上根据＂天道＂,认为用司法手段对犯罪的惩治不仅是恢复受损的人间秩序,同时也是恢复受损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劝善消恶＂,司法的最高目标在于＂致太平＂。虽然他认为治乱世可用重刑,但仍将司法定位于辅助德化,即所谓＂尊德礼而卑刑罚＂。他认为,司法官员应当具有谨慎、正直、清廉的品质,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追求＂政平讼治＂的境界,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促成社会和谐。     

协商性司法理念下的价值冲突——以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为切入点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协商性司法理念中价值冲突的激烈探讨。随着犯罪类型增加、犯罪轻刑化等问题的出现,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逐渐难以应付基数庞大的新型犯罪。在这一层面上,协商性司法成为缓解司法僵局的有力手段。然而在实务操作中,程序与效率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现阶段应着力寻找出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借以发现缓解冲突的路径。     

民事再审之诉若干问题探究

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两年多的时间里,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因审判监督程序的＂审查＂和＂再审＂分段进行而导致重复审理,造成司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通过对＂再审之诉＂基本含义的研究,深入分析产生实务难点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将审查和再审两个阶段＂合二为一＂,确立＂以提审为原则,以指令再审为补充,以指定再审为例外＂以及＂一个法院只能再审一次＂的再审之诉管辖规则,统一并适当提高再审之诉中审查和再审两个阶段的证明标准的解决对策。     

探析本土化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除制度的构建

在中央关于新一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也提出＂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作为今后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已经被提上日程。对我国各地司法试点探索情况的比较分析,揭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实践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探析轻罪记录消灭制度构建的相关问题,以刑法的最新修订动向为导向,提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建议。     

和谐社会与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是近几年来我国法学研究中的一个舶来术语,其英文表达为Restorative Justice,我国大陆的研究者将它译为恢复性司法,香港的学者译为复合公义,台湾地区的学者则译为复归正义。关于恢复性司法的定义,在国际上接受程度较广的是英国犯罪学家Tony F.Marshall在其《恢复性司法概要》一文中的界定,即“恢复性司法是与某一特定的犯罪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各方会聚一起,共同解决如何处理犯罪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问题的过程。”其强调的是为那些与犯罪之间有着重要关系的个体(特别是为犯罪人和被害人及其家庭、社区)创造一个参与问题解决的空间;要求从个体的社会环境背景来考察犯罪问题,寻找犯罪的原因和对策;提倡一种前瞻性(或者说预防性)的解决问题思路,认为对犯罪问题的处理不仅要回顾过去已经发生的犯罪事实,更要前瞻犯罪问题的处理与未来之间的关系,鼓励犯罪问题处理实践中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反对现代司法体制的刻板和封闭。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国家兴起的这场新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正在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走向和犯罪预防模式。1999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鼓励成员国在适合的案件中使用恢复性司法;2000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届犯罪预防与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一项宣言,要求各成员国扩大恢复性司法的使用。     

警察权与恢复性司法

警察权与恢复性司法的连结点,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侦查阶段如何适用恢复性司法。在当下我们不可能直接推翻国家司法模式、全面适用恢复性司法的背景下,在侦查阶段适用恢复性司法解决刑事案件应当最大限度地将恢复性司法嵌入国家司法模式的框架内,明确公安机关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法律依据,确定侦查阶段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案件范围和程序,健全、完善对公安机关适用恢复性司法的监督。     

乡村公共服务决策机制的变迁与诠释——基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来看,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展,乡村公共服务决策机制经历了传统社会时期的地方精英主导的协商决策模式、人民公社的指令化决策模式以及乡政村治结构下的混合决策模式的历史演变。总体看来,乡村公共服务决策机制是＂供给主导型＂而非＂需求导向型＂,决策流程遵循的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表达路径。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成功地解决了权力扩展问题,但并没有完成以基层民主制度为核心的治理规则体系的建构任务。     

恢复性司法模式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

本文以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核心目标来展开充分论证,以协商和修复为核心的恢复性司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被害人的意志决定案件的处理。在加强被害人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当事人之间关系的恢复,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社区安宁的恢复有着传统司法所不及的优势。但恢复性司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全新的理念与模式,对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具有启示意义。     

加拿大恢复性司法的制度化

加拿大自1996年量刑改革以来,主要在量刑方面积极推进恢复性司法的制度化.尽管已正式确认把补偿和承认对被害人的伤害作为量刑目的,但只有较少证据表明量刑中的恢复性司法手段为犯罪被害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主要原因是量刑程序的结构性限制,而不是理论研究不足或是对确认恢复性司法作为犯罪替代措施的可能性认识不足.对原住民罪犯关押比例过高问题的关注,是加拿大恢复性司法制度化的首要推动因素,但已有证据表明,恢复性量刑改革在加拿大并没有降低原住民犯罪的过高比例.此外,试图将原住民社区司法举措塑造成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尝试,可能会威胁到这些举措,而且可能难以惠及那些最弱势的犯罪者.     

西方话语下中国恢复性司法模式之构建:现实处境与可能进路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西方话语,有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方案指向,而中国刑事法治的背景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中国倡导恢复性司法,有必要立足于中国的法治现实。在这样一种思路下构建中国的恢复性司法,程序控制下的权力主导型方案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中国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新兴的刑事司法制度,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这项制度重点考虑对被害人的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以及社会在防止犯罪中的作用,因而能够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并能够在提高司法效率、减少再犯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这项制度也有缺陷,我国应当积极地同时在一定限制中发展这项制度。     

恢复性司法本土化论证

近年来,恢复性司法运动在西方如火如荼地进行。受到恢复性司法观念的影响,我国一些学者希望引进该理念以服务于我国司法。尽管恢复性司法观念具有诸多优势,但其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能否适应中国的法治环境、会否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诸多问题都使学者对恢复性司法产生"水土不服"的质疑。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相比,其从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经济性等若干方面都具有本土化的可能性,并能够在中国的刑事司法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社区调解、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司法——法律制度的重构

作者通过对社区调解以及其他恢复性司法程序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认为应将恢复性司法从刑事司法制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制度,并最大限度地用恢复性司法解决冲突;恢复性司法应使用当事双方地位平等的民事诉讼程序模式;当恢复性司法未能解决冲突时,应使用民事诉讼而不是刑事诉讼作为后盾进而解决冲突。     

未成年人犯罪矫治的恢复性司法模式构建

恢复性司法旨在恢复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被告人和社区创伤，恢复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模式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双保护”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统一的。“双保护”原则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首要原则，基本含义是未成年人司法既要注重社会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护失足未成年人，并使二者有机结合。未成年人犯罪恢复性司法矫治体现了刑法谦抑主义所提倡的“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刑法谦抑主义包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三是刑法的宽容性。通过恢复性司法，犯罪人将不用承受牢狱之苦，而由其他方式如赔偿损失、社区劳动等来代替刑罚的执行。     

当今中国刑罚权的动态表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等表现刑罚权进步的理念和制度体现了当今中国刑罚权的触角在逐步呈现出内缩的趋向,认真分析这些动态,有助于多方面规制刑罚权的发动和运行。     

修复性司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路径

和谐的思想观念与修复性司法的“修复理念”相契合,为创设修复性司法制度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修复性司法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促进作用,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路径。修复性司法在我国现阶段不应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司法制度,更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刑事司法机制,而应与传统刑事司法机制一起成为统一的刑事司法体制下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的质疑与回应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然而,恢复性司法自其产生之日起一直受到诸多批评。因此有必要对被害人参与犯罪处理威胁“罚当其罪（Justice Deserts）”理论、仁慈与宽恕是被害人的义务与负担、被害人不满意恢复性司法的处理结果等问题,从理论、立法、实践等多个角度予以回应,以期对我国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中国被害人保护制度建立的展望——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建立中国被害人保护制度,应注意做到,对于被害人的保护应当体系化,全面、同时开展,而不是小修小补,应当借鉴英美尤其是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制定国家补偿制度和被害人援助制度,同时,应当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     

恢复性司法的程序化

恢复性司法并不是一种“司法”,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种司法实践范式,视之为一种解决刑事争端的理念比较妥当。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法律程序所认可的恢复模式尚为少数。恢复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诉讼程序的利弊,以及如何保障这种恢复性程序的公平性与正当性,则是任何一国思考恢复性司法诉讼程序化所绕不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