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华侨华人社团的内涵和外延

中国人移居海外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文报刊”被称为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也是我们做好海外联谊的主要渠道。而华侨华人社团则是华人社会的基石和核心。一、华侨华人和新华侨华人在习惯上,传统华侨华人有多种称谓:“海外华人”“、海外华侨华人”“、华侨华人”“、华人”。“华侨”以国籍为标准,“华裔”以血统为标准。“华人”的界定则比较模糊,但它特指外籍华人。新华侨华人的“新”是相对于传统(或老)华侨华人而言的。这个“新”,主要指新移居华人,这部分人主要是指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移居国外的华侨…     

新时代高校“党建+社团”育人模式实践创新

学生社团是高校“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学生兴趣和特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对社团的引领作用,强化学生思想政治与品德教育,锤炼学生过硬技能一直以来是我们面临的课题。从党支部对学生专业社团的政治指导和思想引领出发,从“素质素养提升+技术技能培养”两个层面着手,积极探索党建工作与社团工作的结合点,打造“党建+社团”育人模式,将不同阶段“第二课堂”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能力素质提升紧密结合,为社团发展奠定政治基础。     

论非法人团体的诉讼主体资格

一非法人团体,又称非公司性社团。刘家兴同志曾将其含义概括为:“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而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独立社会组织。”(《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第133页)有学者认为,非法人团体须“为多数人组成,有一定的组织、名称、事务所或营业所,有一定的目的,有一定的独立财产”。(《法学丛刊》1983年第3期)日本学者伊藤真在《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中谈到,非法人团体须具备“对内独立性”、“对外独立性”、“财产独立性”、“内部组织性”四大要素,它既独立于其构成     

中国社团管理:制度安排、职能协调与影响力

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制度安排结果。中国社会团体发展的实践表明,双重管理体制和分级管辖体制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中国社团发展的规模与影响。通过政策性协调与事务性协调,更强化了对中国社团的控制与规范。中国社团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一方面要求完善双重管理体制和分级管辖体制,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培育和引导社团自主地发展,从而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有机组合的和谐局面,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     

地方制度竞争推动中国全面发展

而广东拟于2012年7月松绑社团登记，为公民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由个人、社团、大学、工会、非营利公益组织、民企组成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实基础”。     

关于社团与统战工作的几点认识

社团组织在促进社会发展、沟通政府与社会各界联系、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目前具有完全民间性、自主性的社团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此种状态必须改变。党委统战部门应积极为社团的发展服务 ,推动社团的健康发展。     

和谐宪政——美好社会的理念与制度

积极、稳妥地推进宪政体制的改革能够为建构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制度性基础和基本框架。彻底改革中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在宪法和宪政的基础上整合人为的社会断裂结构，并且努力建构和实现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包括重新认识和评价社会组织、团体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视对社团管理、引导和指导；大力加强、加快“社团”立法，积极促进政府与“社团”的良性互动，以及改革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变成真正的民意代表机关；应当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构成进行大力的调整，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内设立和实行“督察专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并建立“反应与选择”的机制。     

推进社团组织由"半官半民型"向"民间型"转化

发达完善的社团组织是市场经济成熟的特征。截止2001年底，在杭州市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已有1910个，会员656221人。这些新兴的社团组织在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沟通政府与社会及与企业之间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果把社团组织按其民间性程度划分，现有社团组织可分为“官办型”、“半官半民型”和“民办型”三类。“官办型”主要指工、青、妇、科协、文联、侨联等与党政机构同样拥有正式官方编制和经费的社团。“半官半民型”则是在市场发育不足、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的转型期，社团生存发展的一种现实选择和过渡形式。（一）…     

我国青年社团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建构

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我国青年社团的发展与社会资本存在着结构性的制约与依存关系。目前,我国青年社团的发展环境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对我国社会资本的建构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因此要大力培育我国的青年社团,推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促进我国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并最终促成我国善治的实现。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近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但它经过了艰难成长期和茁壮成长期。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的考察

本文以治理模式与公民社会的依存性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提出考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另一路径。一方面,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制约着社区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另一方面,选择何种社区治理模式对于促进或制约居民参与程度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二者互动过程的考察,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哲学假设、居民—社区关系的理念预设、动员居民参与的理想目标等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动员的策略做了若干反思。     

自媒体时期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机理与治理对策简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繁多,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滋生,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依托网络进行策划、组织和联络的群体性事件在网络上也蔓延开来。自媒体时期网络的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认真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其生成机理,最终掌握其治理规律,对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及其功能解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出现了新型的整体化居住社区.但是,尽管过去的单位不存在了,单位的"围墙"依然存在,社区依然被分割着.这种被分割的社区妨碍了居民之间、社区之间的服务与交流活动.社区民间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是解决单位后遗症、打破居民之间相互隔裂的围墙的有效手段,也是改善居民关系、创新城市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     

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的产权并不必然不清晰,非公有制企业也并不必然侵害社会利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协调的、共存共荣的、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还会产生大量的混合经济,这是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的必然。推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刍议

农民工是我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特殊群体。农民工所处的边缘化境地及社会制度排斥与机制缺失使得他们难以享受到社会保障权益,尽管他们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解决三农问题,维护经济稳定与统筹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     

华尔街金融风暴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2007年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下跌和房贷的违约上升,引发了次级债金融危机并蔓延,逐渐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中国目前正处于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信贷投放过度的经济运行环境之中,此轮风波对日益开放、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对美国次级债危机产生的背景、原因进行研究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保障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防范金融风险将大有裨益。     

简析地方性高校社科研究模式的转变

目前,地方性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产出轻长效机制建设等偏向的"论文GDP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严重制约着地方性高校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知识应用和高端人才的培养。将"论文GDP增长模式"转向"论文GDP发展模式",是一种必然趋势,既需要创新发展理念,也要探讨多种有效路径,以发挥地方性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农村社区民主自治的条件和机制

对北京市远近郊区五个农村社区村委会的调研说明,经济发展和民主意识是村民自治的基础条件。经济层面主要在于集体经济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三个方面,经济的独立性决定了村民自治的必要性;意识层面则由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民的生产方式、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村民在心理上具有强烈的自治意识和要求,村民自治的组织体制和运作机制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前者指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后者则是以“四个民主”为基础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     

从单一启蒙到多元融合——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回顾与展望

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是伴随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而诞生的，同时也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而推向更高层次。目前，其发展过程所显示出的精神理念、活动内容、操作形式、组织系统，以及它所得到的社会认可、政策及法律保障、政府支持等正发生着悄然的变革。按照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原则。其发展经历了三个既相对独立又具有联系性的发展时期（或称三个阶段）：从单一的启蒙，到多元的扩张，再到具有专业特质的多元融合。展望未来，一个具有强大组织动员性、宏大规模性、广泛社会参与性、鲜明思想教育引导性的中国青年志愿者组织正向我们走来。     

中国后农业税时代的“非同质性”农民

减免农业税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越来越是一个“非同质性”的群体。另一方面,农业税的取消,并不意味着中国经历“农民的终结”,中国农民在未来二三代人的时间内是无法终结的。从这个认识出发,有必要认真研究如何面对农民的“非同质性”,研究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它意味着“一种联合的生活方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