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正发展社区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是以拆迁还建居民为主体的老旧社区。为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势,满足居民服务新需求,社区党总支坚持健全党建体系,强化统领作用,整合各种资源,拓展服务领域,形成较为完整的社区治理体系和机制,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社区党组织多次荣获省、市、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社区连续两届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     

加拿大、俄罗斯社区警务工作经验

加拿大、俄罗斯社区警务工作蕴涵着“以人为本，亲民爱民，服务为民”的现代人文理念。他们社区警务工作的开展，密切了警察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有效增强了警察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互信、互动，不仅从根本上拓展了传统的警务工作模式，而且有效地动员了社会力量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和减少了犯罪，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安全感，提高了社区居民对警察机关的满意度。社区警务，已成为新形势下对付犯罪的有效手段。     

积极探索统战工作新路子 为构建和谐社区作贡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人日益向社会人转化,统战工作迫切需要自上层向基层拓展、由单位向社区延伸.如何让统战工作在社区有效开展,充分发挥作用,使之成为争取人心、凝聚力量、服务大局的"法宝",2004年,中共重庆市九龙坡区委统战部以"让社区更和谐"为主题,开展了统战工作进社区的试点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实现了统战工作、社区工作双赢,做到了上级满意、社区满意、统战成员和居民群众满意,为全面推进社区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构建和谐社区做出了贡献.我们的主要做法和体会是:     

居民社区归属感对其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Z省N市的实证分析

通过抽取Z省N市172名居民作为调查样本,采用量表测量和卡方值检验法进行分析表明:N市居民对地域社区依然具有较强的归属感,N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与社区归属感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研究还发现N市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越多,对社区越熟悉,越容易在社区内建立良好社会关系,其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越强,社区归属感亦明显提升。当然,N市不同类型社区由于历史发展、地理位置、形成条件以及资源状况的不同,居民社区归属感存在差异,其社区参与行为亦不同。     

社区工作有效运作的机制和条件

中国社会的转型使体制外空间迅速膨胀,人民生活需求日益多样化、多层次化,两种力量催生、拉动了中国的社区建设.而在我国社区建设中存在着一些制约社区建设进展的因素.为促进社区工作的有效运作,应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促进社区的自治功能;建立健全社区组织体系,规范民主自治载体;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推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构建"以人为本"的社区服务网络体系.     

从区隔到协同:后疫情时代下城市"双重社区"的韧性治理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采取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多地实现"双重社区"的强制交叠,有效阻断了疫情蔓延,密切了党委、政府与居民的联系,也极大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动性.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居民各自回归原来的生活,"双重社区"再次面临分离困境,社区治理将重回低参与、低自治状态.在后疫情时期,通过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区自治、健全法治保障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社区的韧性治理,促使"双重社区"良好互动并逐步趋同,将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思考——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海曙区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早、基础较好,成效较突出的主要有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无物业小区居民参与式治理模式,社区、小组、墙门(楼道)"三级联动"模式,以"三社联动"为中心的群策群力模式等治理模式。从海曙区的情况看,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主要存在政府、社区、居民职责不清,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指导,多方力量应有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为此,要构建政府、社区、居民有机协调、良性互动机制,要不断强化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责任,要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要推广"枫桥经验"深化城市社区治理。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社区文化建设与品牌的创立——以济南市打造“百年制锦”文化品牌为例

社区文化是社区建设的灵魂,也是城市文化的基石.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对于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社区居民的精神境界,提高整个城市的创造力、竞争力和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品牌是提升社区文化的有效载体,品牌建设是社区文化的重要途径.天桥区制锦市社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有着上百年的文化历史.近年来,济南市制锦市街道办事处积极打造"百年制锦"文化品牌,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路和做法,对于推进济南市建设文化强市起到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平安建设视角下深化社区治安防控

平安建设是以创建安全型社区为基础的系统性工程。人口结构、居民需求和管理理念、手段的变化,使我国社区治安防控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居民参与度低,"群防群治"力量分散;警民交流不畅,居民对警察不信任;紧急响应慢,处置能力不足;安全与法制宣传不足等是主要问题。为顺应社区警务的改革发展趋势,应更新管理理念及手段、推介民警服务、提高处突能力、加强安全法制宣传,从而深化社区治安防控,加快推进安全社区建设。     

涉外型社区和谐构建之对策——以长沙市为分析样本

涉外型社区和谐构建是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源头上来讲,涉外型社区和谐构建主要应从社区抓起,重点是对境外人员相对集中的涉外型社区加强管理。具体措施应围绕"人"字,加强外管队伍建设;着眼"控"字,强化日常管理;讲究"情"字,寓管理于服务中。为境外人员营造良好的居住和投资"软环境",促进了涉外型社区的平安和谐。     

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的考察

本文以治理模式与公民社会的依存性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提出考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另一路径。一方面,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制约着社区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另一方面,选择何种社区治理模式对于促进或制约居民参与程度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二者互动过程的考察,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哲学假设、居民—社区关系的理念预设、动员居民参与的理想目标等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动员的策略做了若干反思。     

中国社团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社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社团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多,资源的聚集和动员也将趋向多元化,并产生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社团精英。社团充分发展之日,才是中国人从“单位人”和“家庭人”变为“社会人”之时。     

上海大型居住社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探讨——基于上海市五个大型居住社区的经验调查

本文基于上海市五个大型居住社区(以下简称"大居")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走访,梳理了上海"大居"现有就业机会、服务资源的配置情况以及居民需求状况。调查显示,上海"大居"在社区商业设施配套、公共交通设施、文体娱乐活动、物业管理服务以及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配套方面仍存在供需失衡问题,尚不能满足居民更高层次的需求。因而,要通过加快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导入,扭转"大居"弱势群体集聚的薄弱态势,推动人口结构优化,带动市场化资源的注入,培育"大居"社区内生增长动力,将"大居"建成多阶层、多群体共荣共享的高品质社区。     

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自治与委托代理

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实现社区自治。目前社区自治的困难不是自治基础薄弱,而是自治可能导致基层的不稳定。如果具体的建设和运行由社区自己完成,而政府并没有对基层在根本上失去控制,这其实就形成了政府与社区在职能转变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可能的几种委托代理模式中,政府和社区组织相互协作是最佳模式。     

查验居民身份证的合法性根据考证及解析

查验居民身份证是警察法和居民身份证法赋予警察的一项法定权力,此权力的合法性以依法执行职务的特定警察,主观认定公民有违法犯罪嫌疑为事实和规范前提。如果将普通公民配合警察执法行为之举,视为经由查验而自证其清白,就是对所有公民的人格尊严的法定和事实性侵犯。因此,应将警察查验公民身份证件的权力,与认定公民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权力,在法理和法律上予以分开,将前者设定在公民有配合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法律义务中,后一项权力应以此义务为根基。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与社区警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和快速城市化,各种不同社区类型逐渐形成,并成为城市人居环境、城市文化、城市人文生态的主要载体。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伴生的一些新型社区存在着各种潜在的社会问题,正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社会秩序的健康发展,而且各种不同类型社区居民在社区认同度、社区参与度以及对警察的信任度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测量水平。探讨和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警务-e．．N的关系,对于深化社区警务理论及创新社区警务体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新时期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由以“和平共处型”为主向以“淡漠封闭型”为主转变的趋势，社区本身逐渐失去促使居民密切交往的功能，社区居民缺少参与社区活动的动力。针对这一现状，应从社区环境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沟通平台、社区制度完善四个方面寻求解决对策。     

关于构建浦东新区“国际化社区”基层境外人员管理机制的思考

构建“国际化社区”基层境外人口管理机制是浦东新区构建和谐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总结已有实践经验基础上，应建立高效、便捷、和谐的“国际化社区”境外人员管理工作机制。     

Solid‐waste contracting‐out,competition, and bidding practices among Canadian local governments

Abstract: Canadian local governments continue to rely on private contractors to produce services for their residents. A key expectation for those who contract out services is that unit costs will be lower than the costs incurred if public crews and equipment produced the same service. A principal reason for expecting lower costs is the assumption that private contractors are exposed to competition that induces companies to operate with mixes of capital, labour and technologies that are more efficient. This article compares public and contracted private production of residential solid‐waste collection in 327 local governments across Canada. Three complementary hypotheses that are grounded in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on local public economies are tested. The findings generally support contracting‐out as a way to reduce unit costs, although substantial public‐private differences occur only in communities less than 10,000 population. Further, where communities have divided up their residential solid‐waste colle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producers, overall costs are lower than national averages, and contracted companies are substantially less costly than their public counterparts in the same local governments. Finally, in communities that have contracted out this servi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bidding practices affects unit costs. Local governments that bid the service competitively enjoy a cost saving compared to those that renew their contract with the existing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