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在“他者”中迷失：《蝴蝶君》中的人物身份建构

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著名戏剧《蝴蝶君》主要探讨了在东西方文化视域和同性恋亚文化形态下男女主人公力图建构主体身份的历程,男主人公伽里玛作为一个在西方社会里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上都屡次受挫的弱者,企图在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东方亚文化中重建自己丢失的主体身份;而女主人公宋丽玲作为以异性恋为合法婚恋礼俗社会形态下的一名同性恋者,为了逃避被否定和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力图通过计谋挑战“他者”语境和身份来实现自己身份的认同.这两种以“他者”为主要观照语境的身份建构策略注定会导致身份更加迷失甚至会使人性扭曲,因而招致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     

二元对立的爱憎情怀——论十七年家族叙事创作的情感态度

当代作家在十七年家族叙事作品中表现出二元对立的爱憎情怀,既是文学一体化时代的历史要求,又是作家叙事情感的真实流露,具有政治与伦理的合理性;但从审美角度看,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情感导致文学创作艺术视野与叙述视角的狭窄,对人性认识的片面,只揭示出人物阶级属性的两极剖面,相对忽视了对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这种情感既是敌我之间对立思维模式的反映,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家族情感无意识的积淀。     

一场失却了灵魂的杂耍——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电影批判

"新媒体电影"的文本呈现出草根性、个人性、后现代性、娱乐性等特征,充分反映出新媒体时代和信息网络社会的文化特性。这些文化特性也改变了传统电影文本的叙事特征,传统电影开始偏向"小人物化"、"去崇高化",丢失了把握宏大叙事的能力。     

铁凝“隐私偷窥”三部曲的召唤视野及其审美意蕴

铁凝的作品常常有独特的叙事视角,能够对准人性中的隐秘心理.铁凝在作品《玫瑰门》《对面》《大浴女》都有“隐私偷窥”方面的描写,表现为生理层次、心理层次和社会文化层次三部曲,分别具有不同的审美意蕴.“偷窥”的视角伸向了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对抗、道德伦理意识和人的本能冲动之间的斗争,所以,这个视角可以深层次地揭示人类灵魂深处的人性本真.     

青少年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人性论阐释

在现实中,人们因为人性论的抽象性对社会现象久已不做人性方面的分析,而缺少了人性分析,青少年问题的研究就等于失去了根本.马克思的人性论是人的需要性、社会性和类特性的统一,这一科学论断对青少年问题的综合治理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人的需要性揭示了尊重青少年需要的重要性、人的社会性揭示了要加强治理的系统性、人的类特性揭示了要重视矫治对象的主体性.     

论杜拉斯的“边缘性”

双重的文化身份和特殊的人生经历铸就了杜拉斯边缘性的文化身份,而这种边缘性的文化身份又决定了她边缘性的叙事主题。她揭示殖民者的罪恶、控诉战争的恐怖、斥责灭绝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从边缘出发,展现了边缘人的生存状况,这是杜拉斯一贯的立场。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性根基 ——基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哲学思考

政治是属人的社会活动,"界定人性内涵"和"符合人性规定"直接构成了政治生活历史的、逻辑的起点,政治人性因而成为政治生活的鲜亮底色与政治哲学的内在根基。从历史来看,颇具代表性的政治人性理论是古典政治时期崇尚德性的"公共人"设定和近代以来追求自利的"自然人"设定,从政治维度来看这两种范式的政治人性理论都具有浓厚的先验色彩和目的论叙事方法,故而既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本质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陷入一种虚幻的道德论证。所以,当前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政治人性理论,理清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理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需要"这三个层面的内涵与相互关系,并以此指导和推进旨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政治进程。     

英雄叙事中的“自我东方主义”:“林书豪神话”的媒介塑造与话语运作——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为例

按照传播仪式观,民族主义是传媒叙事的重要脚本。在体育英雄叙事中,媒体往往刻意强调英雄的民族身份,同时在"反抗书写"中塑造东方的英雄,这种叙事隐藏着"自我东方主义"的权力话语。本文通过对台湾《中国时报》中的286篇有关"林书豪"的报道分析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林书豪的新闻报道逐渐位移于头版,新闻价值发酵,林书豪的符号弥散于报纸各类新闻里;他以各种能指出现于媒体标题和行文中,并被媒体通过不同报道视角来进行追捧和赞美;在媒介塑造中,林书豪的台裔、亚裔等"民族/种族"身份与他的英雄故事混杂在一起,"林书豪神话"的媒介叙事被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等权力话语所裹挟,成为整合台湾社会、凝聚民意的符号。     

从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看道德教育超越性本质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以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揭示了人性的生成性、创造性,为当代中国的道德教育提供了深刻的启示,那就是道德教育必须以超越性为本质,引导受教育者认识到人的本质的生成创造性.激励受教育者把人性的"应然"转化为"实然",促进受教育者个人品德的提升和完善.道德教育要实现其超越性本质,必须以对现实的积极适应为基础,重视德育的个人价值,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把道德规范内化为德性,外化为德行,实现对现实的超越.     

身份理论视域下他者对“中国模式”的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模式正在成为后冷战时期西方定义中国身份的一个重要话语,以西方对"中国模式"进行研究为代表的"中国模式学术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西方学术界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等维度建立中国模式与中国身份之间的关联,以简单而又有明确内涵的"西方中国模式"为中国定义身份。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及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认知图式和身份认同叙事。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构建中国的自我身份、解构西方叙事、提升解读中国道路的话语权等方面努力,不断增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正当性阐释,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自我认同、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     

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身份构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研究

人生在世,总要努力构建与众不同的身份。因而,寻求身份便成为当代文学热衷的一个主题。处于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的美国华裔妇女如何探寻她们的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自然成为美国华裔女作家关注的对象。本论文以"文化批评"为理论先导,旨在解读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着重探讨身份寻求这一主题以及为此主题服务的艺术手段。通过对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作品的细读,笔者试图揭示出深嵌于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作品之中的社会及文化结构,以理解将这些作品塑造成型的叙事和艺术实践,并最终阐明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笔下的身份寻求过程之中的混同与融合趋势。     

利奥塔德叙事美学与消费社会叙事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德在批判用绝对之标准去界定一切差异将统一所有的话语的现代“元叙事”时曾宣明主张,所谓“元叙事”这一理论化的美学核心概念,作为黑格尔的美学思辩思维哲学的必然产物,以及自由解放的“宏大叙事”理论化结构空间,体现为人性的解放其实也是一种“宏大叙事”,这让人们在创作中崇尚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公正、正义,关注和揭示社会政治压迫,关注弱小群体的命运,追求社会理想以及社会解放等等。简言之,所有与政治、社会、公共、群体、阶级、集团甚至是精神、道德相关的题材与主题的美学叙事,都可以被称为“宏大叙事”的叙事范式,虽然有的叙事体现为一种不真实的、虚伪的表象性叙事,但它都体现为一种书写自我、个人化特性、以及与个人化特性相关的人体、欲望、梦幻、记忆、潜意识的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利奥塔德这种新的美学叙事批评话语语境,使得当代社会的自20世纪80年代延续下来的消费主义批评风格日益变得不可理喻了。这对于消费社会单个的个人化感悟、反思或者狂躁的激烈言说,已经不再是美学叙事的合理化方式了。     

导演的叙事行为是否具有道德豁免权

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导演的叙事行为相对具有更多的道德豁免权。但叙事是一种关乎伦理的行为,它同样不可逾越规约道德规约。叙事场景的仿真呈现一次次把观众带入犯罪行为的现场,"同视角"的持续关注,影像的大面积投射,让观众占据犯罪者的位置,刺激观众的兴奋点,形成与犯罪行为同位的心理逻辑。叙事行为建构的"叙述视角"、"叙事情景"、"感官反应"等,成为观众身份建构价值认同的主要参照。叙事活动事关人类的道义与尊严,因此,导演的叙事行为不应获取特殊的道德豁免权。     

台湾的现代性“怨恨修辞”

结合中国古典"诗怨"传统,并运用尼采、舍勒等人的现代性怨恨理论对台湾的现代性叙事进行意识形态分析,指出由于割台、日据、二·二八事件等历史原因造成台湾政治大众在祖国认同上的某种怨恨心态.从"伟大叙事"的角度,对于国民党意识形态在台湾的失败与"本土政治"的兴起作了历史的剖析.     

个人化叙事的公共身份考察

李胜清在《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真正的个人化叙事是一种与公共历史叙事保持着辨证关系的开放性叙事方式。它的个人化表征实际上关联着深刻的公共问题意识。具体来说，它的公共身份性质体现在三个层面，即个人主体的公共身份；个体叙事形式的公共原因；文学本身的公共领域性质。这三者共同规定了个人化叙事的公共性意义框架。     

哈代小说《苔丝》的悲剧美

悲剧美大致包括文学叙事中对人的不幸遭遇、悲剧主人公的抗争行为、否定性的结局以及潜在的精神超越这四个基本要素的审美描述。《苔丝》是英国小说家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在哈代的生花妙笔下,主人公苔丝丰满的悲情人物形象得以完美刻画,小说独特的悲剧美也得以全景呈现。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在制度设计中的辩证统一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为前提和基点。人性的假设有很多种,如"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以及"无限人性"     

人性论视阈下先秦道儒墨法四家利害观概要

人性善恶能否"以利害推说"是中国传统伦理史中的主要议题之一,虽于古有诸多论述,但于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从先秦道、儒、墨、法四家利害观中不难看出,"利害"和"善恶"紧密相联,其联结点是"趋利避害"这一"人性"或"人情"。趋利避害尽管是人在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都具有的性质,不过,在道德世界里,自然层面的趋利避害是人的一般性,而伦理层面的趋利避害则是人的特殊性,人之所为人一定程度上就在于人能够根据"善恶"的理念和准则趋利避害,这也是先秦道、儒、墨、法四家利害观的主题。     

独特的视角·变化的心理——《家庭教师》）中主人公的心理阐释

《家庭教师》是茨威格的一篇描写儿童心理变化的悲剧小说.他在这篇小说中,用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主人公丰富,复杂具有层次性的心理变化.本文通过对主人公情绪过程的心理分析展示了茨威格表现真实人性的心理流程.     

莫言小说叙事的三种策略

莫言小说在叙事姿态、叙事视角、叙事伦理等三个方面都有其独特选择。这直接影响着小说文本风貌与意蕴的生成以及道德立场和美学意图的表达。莫言的小说叙事采取“作为老百姓”的叙事姿态、“无知”的叙事视角、“稚拙”的叙事伦理，摆脱了以往知识分子“大叙事”中的俯视姿态，突破了“权威”话语的束缚，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在善恶伦理里贯彻着一种慈悲，在苦难叙事中透着人性的亮色。将底层老百姓的原生状态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