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伴随着当前我国的金融产品越来越专业化和多样化,金融消费者在自身的金融交易过程中,其信息弱势地位越来越明显,过去传统的法律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放在了平等民事的主体地位,并没有要求我国的金融机构对于金融消费者充分履行信息披露这一义务,进而使得金融消费者以及金融机构这二者处于一种义务和权利不平等的状态,并且因此引发了很多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侵害的事件。知情权是法律赋予金融消费者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基本权利,也是金融消费者行使其他权益的重要基础。本文从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必要性入手,对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几点建议。     

构建面向消费者的金融机构说明义务规则

近年来金融机构不当说明行为充斥金融市场,日益升级的金融监管规范却无法抑制层出不穷的虚假说明、不说明现象,相关的消费者投诉也是有增无减。归根结底,在于强制性的信息披露规则因其法律性质,无法给予消费者应有的法律保护。针对当前金融市场上日益泛滥的金融机构不当说明弊病,我国有必要借鉴日本的金融消费者立法的实践经验,在明确金融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信息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构建具有针对性、可理解性、可获得性这些体现消费者对信息需求的金融机构说明义务规则,以从根本上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困境解析与出路探索

知情权是金融消费者进行金融消费的前提,也是金融消费者实现其他权益的基础。但是,当今金融市场日益复杂化、专业化、多样化,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金融消费者在金融市场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其知情权经常受到各种侵害,由此引发了诸多金融机构侵犯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事件。然而,目前我国在维护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方面存在着诸多缺陷,因此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相关金融立法、行政监管、司法救济等方面的改革,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行为金融信息中介的网贷平台信息披露规则

从金融属性上看,网贷平台提供的是借贷信息中介服务。信息披露是其主营业务内容,平台不能参与借贷交易,否则将使流动性等风险大量集中到平台并引发严重后果。从法律性质来看,网贷平台则是借贷居间商,应当向交易双方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网贷业务兼具金融和网络化特点,我国《合同法》第425条的一般性规定无法有效规制网贷平台的信息披露行为。P2P网络借贷信息披露监管规范虽初具体系,但还需围绕投资者等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一根本宗旨进行改进,使信息披露内容以普通消费者等客户认知水平和需求为导向,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贯穿借贷合同存续的全过程,平台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等。     

我国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分析及完善建议

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是一种对金融机构服务提供者施加的,相较于普通商品销售者而言,更为严格的义务.目前我国现有的相关规范仅仅是散落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继续完善相关立法,加强金融监管机构合作,推动评级机构等市场中介行业发展,设置金融消费者保护局.     

试论金融机构销售金融商品时的说明义务

在我国金融商品销售实践中，金融机构不为说明，虚假说明及误导性说明等违反说明义务的情形经常发生，并且绐投资者利益造成损害。日本2000年制定《金融商品销售法》对金融机构销售金融商品时的说明义务作出规范，我国可参考日本立法，完善金融机构销售金融商品的说明义务法律规范，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网络金融消费者认知偏差的法律应对

网络金融的兴起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商品和服务消费环境,使得消费者更容易产生认知偏差;此外,网络金融消费的方便与快捷还会刺激消费者认知偏差的进一步放大,导致其做出非理性决策。在逐利性驱使下,网络金融机构对消费者认知偏差的利用会在无形之中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然而,现有金融信息披露、金融营销宣传监管、金融消费者教育等制度却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效应对。科技融合金融的创新远快于自然人心智的进化速度,因此消费者保护制度需要进行回应性调整。一方面,要根据消费者心理认知特点建立网络金融产品标记制度,对金融产品属性进行标明以帮助消费者高效识别;另一方面,要通过明确网络金融机构的消费者教育义务与建立依托消费场景的教育机制来完善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     

论我国金融消费者信息权保护的立法完善——基于大数据时代金融信息流动的负面风险分析

大数据时代,信息社会中的个人信息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在大数据、云计算带来便利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大数据的负面产品——信息被非法秘密地收集、二次利用、交叉多元等新问题,而传统的信息保护模式失灵,金融信息完全脱离了金融消费者的掌控,暴露给金融机构、关联方及其他第三方.大数据时代,数据融合现象愈加突出,相较于传统隐私权下对秘密及安宁的诉求,信息保护及利用诉求显得更为迫切和强烈.大数据语境下,金融信息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共同构成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制度的基础,在价值位阶上仍需遵循金融信息保护优位原则.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作为下位概念的金融信息保护立法亦存在缺位和真空,需确立个人信息权民法框架内的基础性保护制度,采用结果导向型保护思路、强化金融机构义务以及建立专门保护机构等措施进行优化和完善.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与责任——以《德国电信媒体法》为视角

《德国电信媒体法》是世界上最早针对互联网服务制定的单行立法之一。该法重点规定了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履行的义务。这些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义务。这类义务又可进一步分为一般信息披露义务和特别信息披露义务。另一类是服务提供者对用户数据保护的义务。同时,该法还明确规定了违反义务应承担的责任。这些义务和责任的规定有助于互联网使用者权益的保护。德国的立法实践对我国当下加强互联网立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的研究

随着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和信用消费等消费形式的普及,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联系日益紧密,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也已渗透到消费者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金融消费在方便消费者生活的同时也存在着威胁消费者权益的因素.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相关机构应以界定金融消费者的基本定义及其基本权利为着入点,明确立法思路和保护渠道,能够使金融消费者人群保护机制得到完善,并确保金融消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将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入手,并深入探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问题.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以发展趋势为中心

自20世纪60年代金融消费者保护进入人们视野以来,在金融综合经营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消费者保护呈现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横向性立法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统一化保护、扩大金融安全网的适用范畴,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周全保护等趋势。我国应重视授予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对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权力,并着力构筑统一的金融产品销售规则,明确扩大金融安全网适用对象的同时建立显性的、规范化制度。     

我国金融机构惩罚性赔偿责任落空的反思与制度完善

金融机构惩罚性赔偿对于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填补金融机构欺诈行为造成的社会性损害，抑制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与道德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该责任在我国实际上落空。落空的背后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如“金融消费者”概念缺失与金融领域的“生活消费”解释困境使得其请求权主体不明；缺乏体现金融业专业性与特殊性的告知义务保障；与金融消费者弱势地位不相称的证明责任使得其难以证明金融机构欺诈；法院审慎控制其负面激励功能。因此，不仅要从请求权主体、金融机构告知义务以及金融机构欺诈的证明责任分配等方面加以完善相应制度，而且要以金融消费者所受损失为基础确定合理的惩罚性赔偿额，抑制其负面激励功能，以在金融领域实现正义的社会秩序。     

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定义

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法律定义,应充分挖掘概念与制度之间的理论逻辑,根据制度内容来推导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倾斜性保护制度的构建,是基于其与金融经营者之间"实力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理论预设。根据这一制度逻辑,顺应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国际立法和监管趋势,并考虑我国国情,我国金融消费者应该是指"已经、正在或正打算购买、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但专业投资者除外"。     

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中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义务

金融机构在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缔约和履约过程中均应履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义务,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金融机构应当提供材料证明客户是否已经完全理解该笔衍生产品交易的条款、相关风险、该笔交易具有真实的交易目的或目标、以及对最差可能情况具有足够的承受能力等。对交易期限较长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交易提前终止的方式以及提前终止时的费用计算方法,是金融机构在缔约时必须披露的交易要素。若金融机构在缔约时未进行披露,将使客户在交易过程中对合同提前终止未能有合理的预期,与客户因合同提前终止遭受的平盘损失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即使客户自身的决定和市场风险是导致平盘损失的主要因素,金融机构仍应就其信息披露瑕疵按损失的一定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美国次贷危机:法律诱因、立法解危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次贷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法律角度反思危机根源有助于我们还原这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的真实面目。近年来,在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下,美国金融法律监管不断放松,放贷人无视消费者信贷权益保护规定,一些社区组织借《社区再投资法》"合法地敲诈"银行等金融机构,抵押贷款中"零首付"致抵押转移风险制度失效等都导致了此次次贷危机的爆发。目前,美国立法机构和行政当局正采取立法对策予以解危。我国应从中汲取教训,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加快推进征信管理、证券信息披露、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监管、消费者信贷权益保护、自然人破产等有关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设,依法防范金融风险。     

美国2009年《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法案》及其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启示

为应对金融危机,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预防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奥巴马政府酝酿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彻底改革,其改革方案的核心就是设立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对于金融监管法律存在诸多缺陷、金融消费者权利保障不到位以及没有构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我国金融法律制度来说,美国2009年《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法案》在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及存在系统性风险金融产品及服务监管方面是一个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     

论金融机构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权益保护与责任

金融机构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任务迫在眉睫。个人信息本质是权利束,进阶形态为权益束,消费者拥有数据权、信息人格权、信用权、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以及信息潜在利益。文章认为应由义务模式转向权益保护模式,按照责任属性、分配、区分要点重置金融机构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责任,以"权益链接"救济方式对消费者实施精准保护。     

论网络服务提供商之信息披露义务——以我国著作权法制为中心的批判性解读

我国立法对网络服务提供商之信息披露义务规定得过于简单,司法实践也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其原因是我国关于信息披露义务理论存在不完善之处。对诸如该义务之性质等基本问题在理论上都没有涉及,故而需要予以澄清。从著作权法之公共政策出发,构建利益平衡的信息披露义务,必须要确立它的民事义务属性,义务之履行须通过民事诉讼之方式,以符合程序正义之要求,而具体之条件应该关注网络用户隐私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需求,同时建立违法救济制度。     

信息监管: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管之最优选择

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将间接融资直接化,打通了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但其系统性风险的放大功能对流行的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也提出了严重挑战,美国次贷危机即彰显了现有监管模式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监管缺陷和失败。反思次贷危机的根源,本质上可以归咎于金融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范。比较美国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立足中国实践,重构金融监管体系必须以信息监管为中心,以此构建一个统合的金融信息平台,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并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和监管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全程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述评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因监管失利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预防所谓大而不倒(Too-Big-To-Fail)的超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而引发新的系统性危机,同时,为了保证充分的信息披露、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欺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Act),核心内容包括设立消费者保护局、限制金融衍生产品的业务和沃尔克法则。该法案的内容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