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行使与人权保障之平衡——德国侦查权制约机制之借鉴

侦查权依法行使是刑事诉讼目的实现的基本保障,合理制约侦查权是刑事诉讼文明与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加强侦查权力制约,实现人权保障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得益于对侦查权制约的反思与制度革新。德国通过侦查法官司法审查、检察官监督制约以及被指控者的抗辩与救助机制等多个方面来实现对侦查权的制约,其中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可以考虑设置中立机构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限制侦查权的肆意发动;推行检察引导侦查机制,强化对侦查行为的监督;进一步加强侦讯法制建设,更好地遏制违法侦讯行为;完善辩护与抗告机制,形成反向制约合力。     

论侦查权的控制路径

侦查权失控现象由立法纵容、检察监督乏力、司法审查制度缺失、辩护权虚无等原因造成。可以在现有司法体制下通过完善具体制度而实现对侦查权的有效控制：应重视和完善立法对侦查权的源头控制,应坚持和落实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过程监督,应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同程制约,应建立适当的司法审查制度。     

刑事侦查权的司法介入

我国刑事权运行中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途径的情况，使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从而导致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缺失。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在刑事侦查阶段建立中立、公正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滥用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依法制约和规范刑事侦查行为，完善司法审判权的设置运行。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监督机制研究

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既有侦查权,又有批准逮捕权和提起公诉权,应当建立多环节、多层次的内外监督机制。检察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监督以及上下级之间的纵向监督,可以从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包括内部分工管辖制度、初查监督制度、侦查联动制度、办案人员责任制度等;同时,也可以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并在立法上规定对是否立案的审查监督制度、提前介入制度、复议复核制度、司法救济制度等,以使监督机制更加趋于完善。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强化和制约

本文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强化和制约为主题,提出应扩大机动侦查权、增设技术侦查权、建立推定制度等以扩充职务犯罪侦查权内容,并通过探索侦查措施司法审查机制、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提高律师抗辩地位等措施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制约。     

关于侦查权司法控制问题的思考

侦查权是一种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特征的特殊的国家权力。目前我国的侦查权司法控制严重欠缺,为了构建合理的侦查权司法控制体系,可以从确立令状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方面进行努力。     

检察侦查权若干问题探讨

检察侦查权是检察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他法律监督方式的基础和保障,它符合我国宪政体制的应然选择,符合国际立法通例的权力配置;当然,它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如完善检察侦查权的外部监督机制,扩大机动侦查权,强化检察侦查措施,完善检察侦查权运作机制等。     

日本检察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及其启示——以邮费优惠案为例

日本检察官素有“刑事司法脊梁”之美誉,不过,2009年发生的邮费优惠案中检察官大量滥用侦查权力的行为,使得日本检察机关遭到广泛质疑,声誉扫地.该案反映出,检察侦查过程中的非法讯问难以遏制、内部监督在防止侦查权滥用方面乏力等问题.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与日本检察官“成果主义”司法文化、法官对检察官的顺从等深层次原因密切关联.中日两国在司法传统、诉讼文化、检察侦查权配置及其监督制约方面有诸多共性,这使得日本检察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及其实践对我国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侦查权性质初探

对于侦查这一法律现象、价值权这种国家权力以及侦查程序这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独立的诉讼阶段，在认识上存在基础性的矛盾。有学者对我国目前主体侦查机关--公安机关--的性质作了较客观的描述：“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双重性质：就行政职能而言，主要是社会的治安管理，就司法职能而言，主要是刑事案件的侦查。”①与此相应，公安机关在职司刑事案件的侦查时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统称为“公安司法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负责侦查的人员被立法确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94条）。这种制度设计在无形中造就了这样一种认识：侦查的人员被立法确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94条）。这种制度设计在无形中造就了这样一种认识：侦查权是和检察权②、审判权这两种司法权并立的一种国家权力，为国家刑事司法活动所必需，因此与司法权属性相类似，地位、形象也基本相同。对于侦查、侦查权以及侦查程序的本质属性，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由于这种认识上的漠视以及误解，现行立法体制中对侦查权缺乏必要的规制，一方面，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为公安机关的“配合”者和“制约”者，无从对侦查程序施以实质性的控制，“侦查监督”严重不力，范围过于狭窄；另一方面，行政立法工作中又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敬而远之，不加统摄。③这种制度建构上的缺陷导致了（最起码是放任了）侦查权这种行政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扩张，使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长期难以从浓重的“行政”色彩中摆脱出来，实现刑事诉讼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理论上，这种对侦查权的性质、侦查程序的定位存在的漠视和误解也严重阻碍了刑事诉讼学科基础理论的发展，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刑事诉讼职能、刑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构造等问题上。本文将从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入手，对侦查权的行政性作一论说。     

侦查诉讼化模式再解读及其制度逻辑

我国审问型侦查模式具有重大缺陷,尤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其弊端愈加突出,该模式不仅难以保证侦查权的规范行使,也无法满足侦查监督与保障人权的要求.司法权介入侦查、辩护权制约侦查权的精神是侦查诉讼化,构成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创新.侦查诉讼化模式中的权力顶点是裁判权,而非侦查权或检察权.侦控面向的司法改革以及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实施与侦查诉讼化存在必然联系.对此,我国应该在借鉴域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从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完善协作制约型检警关系等方面对现行侦查模式进行适度的诉讼化改造.     

职务犯罪侦查权研究新境域——《职务犯罪侦查权研究》评介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改革事关反腐败大局,多年以来为全社会所关注。而如何合理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张兆松教授所著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洋洋近50万字,紧密结合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实践,分别从侦查权的归属、初查权、侦查管辖权、强制措施权、特别侦查权和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

我国现有的侦查权程序性控制表现为以内部自律的科层制控制为主、外部他律的分权式控制为辅的基本制度格局。从制度构造的表象看,传统的线性分工模式、功利导向的控制方式和不彻底的程序性救济,暴露了侦查权程序性控制体系的残缺和现有制度的羸弱。在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作用下,长期的科层制控制和检察监督所形成的固化观念,使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陷入了理念上的“内卷化”,并逐步消解着以现有制度为对象而进行的种种机制性改良尝试。立足于未来发展,我国侦查权程序性控制的制度远景应该是建立合乎我国国情的司法审查模式,使侦查权的控制走向彻底的法治化和专业化。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侦查权程序性控制的制度近景则是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后盾,通过与检察监督的衔接,建立审前程序中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审判程序中以法院为中心的二阶层控制模式;并通过与案例指导、国家赔偿、司法建议等制度的配套运行,形成制度合力,倒逼侦查方式和技术的改善,进而促进制度远景目标的实现。     

侦查权性质新探

侦查权具有行政性和司法性双重特点,这源于侦查权可分为侦查实施权和侦查裁量权两个部分,前者表现出行政性,后者表现出司法性。其中侦查实施权占主导地位,因此侦查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同时具有司法属性。     

机动侦查权的法律监督属性研究

机动侦查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保留机动侦查权具有优化侦查权配置、增强法律监督刚性、加强侦查协调衔接的重要意义。机动侦查权行使主体、适用对象、行使方式及行使目的等均体现了其法律监督属性。建议从五个方面完善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即立法上修正,明确“重大犯罪案件”范围,赋予市级检察院启用决定权;司法上松绑,理顺机动侦查权启用的部门衔接;机构上整合,单设侦查部门或成立侦查办案组;人员上高配,组建专业化检察侦查队伍;使命上探索,构建科学合理、规范有序、权责一致的机动侦查权运行机制。     

论我国侦查权之控制

我国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权控制方式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也中产生了不少弊端。对侦查权进行有效控制一直是刑事司法实践面临的难题。因此应当借鉴法治国家的侦查权良性运作的经验,完善我国侦查权之控制体系。     

论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的完善

为了追诉犯罪,查明犯罪真相,强制性侦查措施不可或缺,但应有足够的制度来防止该项权力被滥用,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必不可少。经济损失可能进行充分弥补,而名誉、隐私等受到损害只能有限补偿。对于与后者相关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必须建立事前监督机制。对于与前者有关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基于司法成本的限制以及追诉犯罪的需要,采取一般性事后监督和依当事人申请迅即审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对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有关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立法规定存在严重不足,缺乏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在我国现有刑事法律框架内,依据刑事司法权力配置原则,应当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对违法强制性侦查措施行为的惩罚规定,完善刑事相对人的救济途径,以确保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公正、高效使用。     

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探讨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一般都按照自己制定的程序进行行政立法。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监督行政立法的法律规定,只是通过批准和备案两种监督方式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再没有“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措施,我国目前也还没有建立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进行探讨。     

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立法完善——兼论监察委员会技术侦查权的界定与运行

我国现行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存在法律规定粗疏、判断标准模糊、分权制衡原则缺失等弊端,在实践中将导致界定依据不充分、合法性审查困难、排除难等问题。应当通过对域外法治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展开考察和研究,汲取其有益经验。立足于我国制度设计实际和司法实践经验,对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应当从厘清标准、扩大排除范围、强化分权制衡理念、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划定具体可操作的排除范围六个层面展开。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新成立的反腐机构,其技术侦查权的界定和运行不够清晰。在尝试从立法层面寻求制度完善的同时,也应对其加以讨论与分析。     

侦查权的司法审查制度研究

对侦查权实施司法审查是一项世界性的经验,此项制度在我国面临着与"议行合一"的政体不符;有损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并可能导致产生法院人手不足、审前预断等诸多困难.论文对这些障碍因素逐一进行了分析并加以反驳,并对侦查权司法审查制度的具体构建提出了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