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生态环境用水法律制度解析——以密西西比州为例

美国密西西比州法律和政策体系从联邦和州两个层面来保障流域生态环境的用水权,确立了生态环境用水的法律地位,并强调水使用的有益性和合理性。我国应借鉴密西西比州在法律中明确保障有益而合理的用水,确立生态环境用水的优先地位;中央与地方合作管理生态环境用水,将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的沟通合作机制进一步规范化、具体化。     

论我国的生态环境用水保障制度

一定最低数量和适当质量的水对于任何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都不可或缺.为了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履行国际义务,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水资源法律与政策承认生态环境用水需求,赋予生态环境用水以比较优先的顺序地位,并通过一些具体措施来保障生态环境用水.但是,有些保障措施的可操作性不强,难以真正落实,有关机制需要予以完善.     

论运用综合生态系统模式完善我国流域管理制度

流域管理作为一种水资源管理制度,已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虽然在立法上确定了流域管理的法律地位。但是,我国流域管理制度尚存在较多的问题,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国应按照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式建立适应我国水资源自然流域特性和多功能统一性的流域管理制度,使得有限的水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和最大的综合效益,保障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论运用综合生态系统模式完善我国流域管理制度

流域管理作为一种水资源管理制度,已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虽然在立法上确定了流域管理的法律地位。但是,我国流域管理制度尚存在较多的问题,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国应按照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式建立适应我国水资源自然流域特性和多功能统一性的流域管理制度,使得有限的水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和最大的综合效益,保障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行政服务中心法律问题研究

行政服务中心的创建和发展是行政管理体制的一场革命，顺应了大部门制改革，预示着政府管理模式的巨大变革。但由于立法滞后，行政服务中心的法律地位、管理体制、职能定位等存在着不少障碍，要从行政组织法、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等多方面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理顺行政服务中心与政府机构内外部的法律关系，从而为行政服务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法律保障。     

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

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确定行政立法权限的原则.法律优先要求高位阶的法律规范的效力优越于低位阶的法律规范,低位阶的法律规范不得与高位阶的法律规范相抵触,同时还要求公民基本权利对行政的直接效力和违反法律优先原则的审查.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不包括行政立法,相对法律保留中的"法律"是授权法.法律保留原则的范围已经从干预行政扩大到给付行政、内部行政等领域,重要性理论是判断法律保留范围的主要根据.我国法律保留原则已经得以确立,但是还有需要加强之处,法律保留原则的实现也同样需要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机制的保障.     

国外流域管理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在流域管理立法与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对于防治流域污染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此为鉴,检视我国流域管理的法律制度,尽管我国《宪法》、《水法》、《环境保护法》以及地方性流域管理法规等构成了我国流域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其在实施流域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囿于体制等原因,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法律制度的科学性、综合系统性不强,甚至存在法律冲突和体制冲突现象。为此,应当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为指导重构我国流域管理立法,为流域内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监狱体制改革背景下罪犯劳动改造科学实现问题探索

监狱体制改革背景下：对于分离后的监狱企业，国家仍应给予一定的特殊保护；在劳动组织管理方面要考虑到罪犯劳动改造的要求；注重罪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探索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实施科学的罪犯劳动改造激励机制和措施；加强罪犯劳动改造教育，提高罪犯的劳动改造水平；解放思想，开动脑筋，采用法律的、行政的、教育的、经济的手段提高劳动管理民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简论经济责任制合同关系

现代经济管理,对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至关重要。是单纯运用行政手段,还是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要求适当地采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已初显优劣。单纯的行政干预,虽有集中统一之长,但往往容易忽视经济组织作为商品生产经营者独立的法律地位,忽视职工的经济利益。其结果必然是“供给制”、“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这种过分集中的管理模式,已经给我国经济工作带来了严重后果。     

行政指导的行政法定位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灵活柔性的行政管理模式,有效衡平了政府与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博弈,促进我们和谐社会的建立,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文件中,行政指导也被确认为是中国政府行政措施的一种形式。因此应厘清行政指导的模糊认识,明确其非传统行政行为的法律地位,以便实现行政指导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