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立法文化中的道德精神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立法思想占有主干地位,道德思想主导立法是儒家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国法制史上的"法律儒家化"过程就是一个儒家道德原则被转化为法律原则、儒家道德规范被转化为法律规则的过程,这一过程便是一个立法的过程。法律儒家化所追求的目标是"礼法合一",使封建立法符合礼的原则、体现道德的精神。《唐律》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典范。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自汉代开始,大体终结于唐代,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封建立法逐步加大对儒家道德理念的吸收程度,如"八议"、"十恶"、"准五服以制罪"、"干名犯义"、"存留养亲"、"亲属相隐"及"七出三不去"等等入律就是例证。当然,应该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儒家化运动除孕育出了带有鲜明伦理色彩的"中华法系"外,也存在一些弊端,其中一点即把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成了法律义务,从而造成"强人所难"的不良后果。这是我们今天在立法中贯彻道德原则时应该避免的。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特征成因浅析

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又称法律儒家化或礼教法典化,表明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具体的礼制规范引入法律,法的内容渗透着儒家的伦理精神。在中国法律伦理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     

中国法律之基石:比较法和历史

历史法学派主张法律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产物和表达,也是民族道德信仰的表达。分析法学主张法学是法律的集合,法律是由政治组织社会中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行为准则,法律的权威来源于最高统治者。中国法典编纂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现代立法技术和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观念之间进行调和。与其完全模仿或照搬其他国家的法律,不如由法院和法学家们制定具...     

民族智慧的叠加: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辉煌

唐代,是中华法律文化的鼎盛时期。以律、令、格、式为表现形式的法律体系发达、完善;以《永徽律》等为核心的法典,条文简洁、规定明确、逻辑完整;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律疏",对法典的制定过程、立法宗旨、基本内涵、条文沿革、法意法理和实施要求,注疏详尽、阐述透彻、通俗易懂;法律体系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实施也比较充分、有效。而光辉灿烂的唐代法律文化,并不是有唐一朝的产物,而是从夏商周以来华夏大地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法律知识、法律智慧叠加的成果。以此千年发展线索为契入点,对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民族元素进行梳理,阐述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法律文化的精神,在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智慧的叠加: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辉煌

唐代,是中华法律文化的鼎盛时期。以律、令、格、式为表现形式的法律体系发达、完善;以《永徽律》等为核心的法典,条文简洁、规定明确、逻辑完整;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律疏",对法典的制定过程、立法宗旨、基本内涵、条文沿革、法意法理和实施要求,注疏详尽、阐述透彻、通俗易懂;法律体系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实施也比较充分、有效。而光辉灿烂的唐代法律文化,并不是有唐一朝的产物,而是从夏商周以来华夏大地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法律知识、法律智慧叠加的成果。以此千年发展线索为契入点,对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民族元素进行梳理,阐述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法律文化的精神,在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儒家化”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

自汉魏之际到盛唐这四百余年的法制史上,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和逐浪高涨地强调制定法(法典)作用和地位,而后又迅速消退衰落的历史运动。本文以此为背景,围绕着"为什么制定法运动开启于魏晋时期"的问题,集中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对于当时《律》、《令》形态进化、法典在司法过程中作用和地位强化的影响。重新审视了"法律儒家化"命题的内涵和背景;分析了魏晋时期把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准则及相关理念贯穿于《律》、《令》,由此推动其体例较之秦汉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史实;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所据古文经学的形态,及其甚有利于制定法理念和实践不断展开的性质;明确了当时修撰礼典与制订《律》、《令》相互关联,遂使制定法运动与法律儒家化进程得以相伴扩展的趋势。     

中国传统立法文化中的道德精神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立法思想占有主干地位,道德思想主导立法是儒家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国法制史上的"法律儒家化"过程就是一个儒家道德原则被转化为法律原则、儒家道德规范被转化为法律规则的过程。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自汉代开始,大体终结于唐代,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封建立法逐步加大对儒家道德理念的吸收程度,如"八议"、"十恶"、"准五服以制罪"、"干名犯义"、"存留养亲"、"亲属相隐"及"七出三不去"等等入律就是例证。当然,应该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儒家化运动除孕育出了带有鲜明伦理色彩的"中华法系"外,也存在一些弊端,其中一点即把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成了法律义务,从而造成"强人所难"的不良后果。这是我们今天在立法中贯彻道德原则时应该避免的。     

信访成因的传统法律文化解读

当下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信访制度被过多赋予权利救济功能,导致其不堪重负并出现"信访问题综合症"。本文通过对儒家法律思想观念、"无诉"心理、清官情结、"上告"和"京控"等传统法律文化的解读来探寻信访制度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基因。     

儒家法律文化与中日法制现代化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为何举步维艰、一波几折，而同具有儒家法律思想传统、曾为中华法系一员的日本为何能迅速地成为法治强国？从法律文化角度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对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适时地进行改造，从而正确处理好传统儒家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中日法制现代化迥然不同的结果及其原因的分析，比较了传统儒家法律思想在中日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在中国要实现法制现代化不能抛弃也不能全盘继受传统的儒家法律文化，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儒家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对本土儒家法律文化和世界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最佳整合     

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及其价值评价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自身独有的精神和样式.中国法律起源于部落联盟时期,而初级形态的法律文化则起源于传说时代的黄帝时期.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是:“众议法”文化—神判法文化——先例法文化——定式法文化——制定法文化——混合法文化.中国法律独有的伦理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运行和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积极、中性、消极三方面的价值,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对我国的法治理论建设和立法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儒学与民主

现代中国思想史在总体上充斥着对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尤其是儒学——的拒绝和批判。二十一世纪初,儒学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似乎开始改变。当今中国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蒋庆反对将西方式的民主引入中国。另外一位在当代中国富有影响力的学者康晓光也如此认为,他倡议用儒家的"仁政"来代替民主。另一方面,二十世纪著名的新儒家学者们却完全接受在西方演化而来的民主宪政。尽管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但徐复观所宣扬的以及1958年《宣言》所体现的政治儒学思想,对我们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并回荡在我们心中。蒋庆和康晓光提出的将儒学作为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建议,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长远之道。     

经义决狱与汉代衡平法的形成和发展

汉代经义决狱是以《春秋》、《诗经》等儒家经典中有关法律适用的记述,以及有关历史事件、客观事物的记述中所体现的＂义理＂判决案件,进而弥补当代立法之不足,发展、完善汉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实践活动。经学理论是对先秦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公平、正义的成分。经义决狱的产生与汉代经学研究密不可分。经学研究的产生、兴盛为经义决狱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儒家经典中所体现的＂义理＂具有公平、正义、理性的特点,符合时宜、事宜之意,依之所作的具有拘束力的判决,进而形成有拘束力的判例、判令可称之为汉代衡平法。     

理性范式及其对中西宪政的文化制约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原始习得和传来因素而形成的、有支配力的精神统一体,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为文化共同体成员提供交流平台。文化研究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结构研究。从发生学和文化本质论的角度分析现代立宪主义可知：西方宪政文化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儒学文化由于普遍理性的缺失并未自生自发形成宪政文化。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应该从理性培育和法制保障两个角度践行宪政。     

关于汉初以黄老为统治思想的质疑

汉初高祖至景帝时期朝廷治国思想并非黄老之学,而是以儒家学说为主.理由如下:刘邦在即帝位之后,由轻儒转为重儒,以太牢祀孔子为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之举;惠帝之无为,是由于无法有为,他思想上倾向儒家,对曹参之无为有不满表示;吕后行事完全不合于黄老,"制政不出房闼"乃是太史公微言讥刺;文帝好道家之学主要表现为立身处世的谦卑态度,而其治国的主要思想是儒家学说;景帝在窦太后的威压下不能进用儒生,但也未服膺黄老,"独尊儒术"实际胎育于景帝之时.汉初朝廷真正服膺黄老者只有二人:一为曹参,但他仅担任了三年汉廷相国;二为窦太后,她崇奉黄老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力,而非治国.     

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与郭齐家先生商榷

郭齐家先生是中国大陆力倡儿童读经的重镇之一,其关于儿童读经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影响甚大.郭齐家先生倡导儿童读经的言论主要有:中国近百年成功引进和移植了西方教育;儿童读经能够回溯文化源头、传承文化命脉;儿童读经就是最佳的文化刺激和最佳的早期教育;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儿童读经能够开发脑力、增强国力;等等.郭齐家先生还对著名的"横渠四句"顶礼膜拜,以支持其儿童读经的主张.其实,黑格尔的"扬弃"理论,尼采的"上帝死了"和他的"重估一切价值"思想,胡塞尔的"回到事实本身"的思考,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如何处理后喻文明、互喻文明和前喻文明提出的告谕,都不失为我们审视郭齐家先生上述观点的重要理论视角.     

誓与法

法律上的“誓”最早与话语、诅咒相联系 ,具有法人类学的意义 ,它体现了原始宗教与秩序的关系、信仰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在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中 ,“誓”所映现的正是关于法律神圣的古老理念。中国古代儒法文化中“约”的概念是原始宗教意义上的“誓”在道德精神上蜕变 ,是一种超越制度的道德阐释。较之中国 ,“誓”对西方法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     

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情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天理与人情为内容的情理观影响、规范着中国传统社会民事法律规则,确立了传统民事法律的最高要求与最低底线,其以儒家礼治思想为基础,以公允、诚信、习俗原则为表现形态,贯穿于古代社会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既是古代封建官员追求的目标,也是民众民事行为的准则,并由此构建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人情社会。在构建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科学地对待传统的情理观,取其世俗化、民族化以及权利义务对等性等合理因素,为制定融传统性与现代性为一体的中国民法典所用。     

民间法文化的价值与儒学在其中的意义

民间法的研究需要解决其文化基础问题，这是民间法研究的合理性之根据，必须明确对民间法文化基础进行思考的价值。传统儒学文化作为民间法文化基础，为其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     

知识产权法律构造与移植的文化解释

近代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律,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作为其人文基础和精神主张。传统文化影响的历史惰性、社会认同法律移植的现实障碍等,对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本土化产生了消极影响。有必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即以新的法律理念模式和行为模式作为知识产权法律现代化的文化基础。     

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与法学同源

中国古代的史学与法学有着共同的根源 ,史官文化较早摆脱了巫术文化 ,在儒家经典的影响下建立了经史之学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独立的史学与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