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探析

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途径,宪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它的直接法律效力。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定可以适用于诉讼。我国虽未真正建立起对公民基本权利这一宪法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但已呈现出了司法救济的雏形。建立和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对宪法实施的有效监督。     

论公民养老权法律救济制度的完善

公民养老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也是一项法定权利。有权利必有救济,公民养老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包括人民调解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我国公民养老权法律救济制度尚不完善,本文对此进行探讨并提出完善对策。     

公民司法救济权的入宪问题之研究

司法救济权是宪法上的一项基本人权,其行使与保障首先需要由宪法做出安排。司法救济权与诉权在制度化的发展轨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司法救济权的入宪,绝不意味着是对诉权的简单重复。我国宪法并无关于司法救济权的直接规定,这种状况不仅淡化了宪法在保护公民司法救济权方面的功能,割裂了宪法与部门法之间在权利保护上的联系,也使得司法救济权这样一项基本人权被淹没在非基本权利之中而为人们所忽视甚至否定。基于司法救济权本身所固有的特定的宪法含义,只有将其纳入公民宪法权利的体系范畴之内,才能给予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也才能给各项具体诉讼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提供最高依据和准则。     

罪犯宪法基本权利探析

基于宪法基本权利对于罪犯权利保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罪犯应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对罪犯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应适用法律保留,罪犯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应适用司法救济。     

社会权司法救济之宪政分析

社会权是与自由权同等重要的宪法权利。透视各国宪政实践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社会权宪法化及其救济司法化的趋势业已形成,并以三种方式呈现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是宪法明确规定社会权,并视之为主观权利予以直接司法救济;二是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社会权,但确立了司法审查,通过适用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原则予以间接司法救济;三是宪法规定社会权作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且视之为客观权利予以间接司法救济。很明显,社会权具有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可诉性。     

论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

我国目前并无宪法诉讼制度,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平等权和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仍没有具体法律予以落实,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还存在诸多障碍。在我国法制环境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可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救济途径保障公民宪法权利。但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诉讼救济保障将是最后的一道救济防线,这也是我国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     

论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

我国目前并无宪法诉讼制度，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平等权和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仍没有具体法律予以落实，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还存在诸多障碍。在我国法制环境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可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救济途径保障公民宪法权利。但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诉讼救济保障将是最后的一道救济防线．这也是我国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     

宪法社会权及其司法救济——比较法的视角

宪法社会权的正当性及其直接司法救济的可行性是存在争议的问题,不同国家在不同情况下对于该问题采取了不同态度,有的国家仅把宪法社会权作为不可直接司法救济的宣示性权利;有的则采取了“弱救济”的方式,更多尊重立法与行政部门的裁量权;也有的法院在特殊情况下会采用“强救济”的方式,直接判决强制实现宪法社会权。实际上,法院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转化适用“弱救济”与“强救济”。在宪法社会权领域,不可过分依赖司法救济,而应更多地由政府根据人民的需要来具体实现。排除了直接司法救济这一必要条件,宪法社会权的正当性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中国法律文本中的“申诉”研究

检视当下中国法律文本中有关申诉的规定,不难看出存在四种意义上的申诉权,即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申诉、作为行政法上一种正式救济权的申诉、作为启动诉讼再审程序的申诉以及作为启动行政程序重开的申诉。行政申诉无论是作为唯一的行政救济方式还是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并列的行政救济方式而存在,对落实宪法基本权利的申诉权都具有至为重要的作用。为了有效保障行政申诉权的落实,今后应从完善申诉组织、健全申诉程序上进行努力。     

住房权救济的潜力和程度：以实例分析进行

作为社会权的住房权,虽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确认,然而其救济情况却不容乐观。在国际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以间接救济为主;在区际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各区域之间差距甚大,以欧洲较为完善;在国家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呈现多样化发展,或通过宪法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或通过普通法律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或由州法院根据州宪法对住房权进行直接救济,或通过适用或解释生命权对住房权进行间接救济。     

美国服刑人员诉诸司法之权利的宪法保护研究——以美国宪法判例为对象

在美国,服刑人员诉诸司法之权利是一项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这一权利的基本权利性质并非来自于宪法文本的明文规定,而是由宪法判例加以确认的。从服刑人员诉诸司法之权利领域的案例法发展历程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断决定了服刑人员诉诸司法之权利受到保护的层次、程度和范围,其中1977年的邦德斯案具有里程碑意义。虽然立法和行政对这一案例法的发展状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司法的独特功能是实现对服刑人员诉诸司法之权利进行宪法保护的根本保障。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听审请求权

听审请求权是当事人的一项程序基本权利，听审请求权保障是现代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的宪法理念。在民事诉讼中，保障当事人的听审请求权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和人格尊严的尊重；有助于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使判决产生正当化的效果，增强人民对裁判的信赖度；为判决的既判力提供根据。听审请求权由陈述权、证明权、到场权、辩论权、意见受尊重权等内容组成。为保障当事人的听审请求权，我国应当着重做到：民事诉讼法上确立听审原则、加强法官的释明权、进一步公开法官的心证、完善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保障机制、改进送达方式。     

比喻在司法中的适用与原则——“半影”的得失与启示

比喻是司法裁判中一种重要的技艺,它能够弥补逻辑推理的不足、增加裁判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但它的适用必须特别审慎。比喻在美国联邦法院推定隐私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适用有得有失。其"得"体现在经由比喻推导出了隐私权;其"失"体现在论证过程的不甚严谨且造成高昂的机会成本。在司法裁判中运用比喻时,至少应考量历史与传统、现实与社会、远景与近景等因素,以期能够达成一个有效而合理地衔接过去与现在,既能满足现实需求,又有利于社会长期发展的开放性裁判。     

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以德、中两国为审视对象

近代立宪主义以保证"国家不得为非"为目的,现代立宪主义在福利国家等思潮背景下使得现代国家职能大幅扩张,发展出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和客观秩序功能是德国基本权利普遍具有的两项功能,防御权功能为核心功能。现代国家职能基本化约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职能,国家保护义务相应地表现为立法者制定完善法律的义务;行政权切实执行法律的义务和司法机关提供完善的司法救济义务。国家保护义务存在一定的界限,我国现行宪法在基本权利的规定与现实保障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需加以改善。     

当事人隐私权保护视野中的司法透明之度

我国现有的公开审判制度及其运作远没有达到现代法治对司法机关的要求,司法透明度无疑是不够的。之所以强调透明应有必要的限度,是因为人民法院在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过程中,保守国家秘密、审判秘密,保障当事人隐私权等合法权益与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冲突不仅存在,而且日趋多样化。有鉴于此,立足公开审判,以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为视角,对知情权等权利与隐私权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理性思考和法理分析,探求在二者之间作出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从而促进公开审判制度在我国得到更为全面的落实和更为规范的运行,真正实现“司法透明,公开有度”。     

公法意义上的知情权解读

知情权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但由于译介和立场的缘故,对知情权概念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认为知情权首先应当是公法意义上的知情权,其权利主体的范围不仅包括公民.也包括法人、社会团体等;除行政机关外,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享有一定公权力的国有企业单位也是知情权义务主体不可缺少的部分;知情权是一项独立的接近国家的权利,但尚不能称为基本权利.     

如实回答与沉默权的功能主义分析与文化解释

如实回答与沉默权作为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属于＂人造之物＂,具有特定的功能。从功能主义出发,梳理如实回答与沉默权在各自不同诉讼结构中的功能性作用,说明其影响诉讼结构之机理。如实回答与沉默权亦是＂文化之物＂。通过文化解释,剖析如实回答与沉默权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回答了决定二者废与立的决定性原因。功能主义分析与文化解释的相互补充性的阐释,解决＂如何做＂的问题。     

诉讼基本权及其入宪

诉讼基本权是宪法规定或确认的,同时具有值得宪法保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它是事后程序权利,是司法意义上的救济权;诉讼基本权之法益包括其保护范围与界限。当下各国通常以基本权程序功能或正当法律程序来建构诉讼基本权,我国当下宜以程序权入宪,且意义非凡。     

论公民养老权的司法保护

公民的养老权经历了从国家的恩惠施舍到基本权利的转变,本文拟从公民养老权的涵义及其权利属性出发,探讨公民养老权的可诉性,并就我国对公民养老权司法保护的现状及不足作出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司法鉴定人自主判断权的理性思辨——以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为视角

法医临床司法鉴定领域中,标准规定笼统、术语弹性较大以及技术规范差异等因素,使得鉴定人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自主判断权。自主判断权的应用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需通过必要的措施予以约束与制衡。否则,很难保证司法鉴定的科学、客观、公正,同时也会损害作为证据的司法鉴定意见的证明效力,妨碍司法公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