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能人治村”走向“依法治村”——基于天津市村两委干部法律素养问题的调查

在社会舆论场中,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农村里的"能人"天然反法治,从"能人治村"走向"依法治村"必然步履维艰。但调查表明:"能人"的确是农村法治现代化的"关键少数",改革开放以来,固然有少数"能人"违法使得当地社会暂时、局部背离法治,但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能人"越来越尊重法律、遵守法律,法律素养成为现代农村"能人"的必备基本素养,他们是"依法治村"的主要推动者。互补系统论认为,侧重于应然程序的"依法治村"应尊重已经内化为实然机制的"能人治村"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加强教育、完善监督机制,相信、依靠、抓住这些农村法治建设的"关键少数",不断提升"依法治村"水平。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基础性工程则是依法治村。没有广大农村的依法治理,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也不可能真正构建起社会主义新农村。目前农村薄弱的法治现状,迫切需要在农村加强法治建设。     

积极实践 整体推进 依法治省工作成效显著

2001年9月，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云南省2001-2005年依法治省规划》（即“二五”依法治省规划），6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省人大、省政协的监督下，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二五”依法治省规划，扎实推进地方立法、行政执法、公正司法、法制宣传、法律监督、法律服务等推进社会法治化建设各主要环节的工作，为云南省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取得了显著成绩。     

影响农村法制建设的若干因素及其对策

当前影响我国农村法制建设主要有如下若干因素 :(一 )农村法制建设的前提条件不成熟 ;(二 )农村法制自身的缺陷 ;(三 )农民素质普遍不高 ;(四 )公社体制的消极影响 ;(五 )宗族势力的复活对法治的抵触。我们应当针对客观现实 ,从战略上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途径双管齐下 ,加强农村法制建设 ,尽快实现依法治村。     

提升成都基层干部法治思维的思考

法治思维是执政者治理现代社会的基本思维,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提升成都基层干部法治思维既是依法治市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护群众利益的必然要求,还是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当前,成都基层干部法治思维存在着法治理念不足、法治思维能力不强、法治文化缺失,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人治思维根深蒂固、监督规范形同虚设、违法利益使然。提升成都基层干部法治思维要形成科学的法治思维理念,提升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考核依法履职水平,改善法治环境,强化监督指导,规范治理行为。     

论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途径

根据我国国情，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具体途径应从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依法治村开始，进而在各级政权机关和社会各行各业中开展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这是一条由村及乡、再到县、市、省的逐步扩大民主实行法治的渐进道路。在实行法治的过程中，应首先规范党组织的领导活动，充分发挥好各级政权机关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领导干部要依法决策、民主决策。此外要努力培养全民的法治意识，为实行法治创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对法制约束村政合同管理村务的现实分析

依法治村、民主管理是新时期我国村务建设的必然要求。山东省胶南市组派农村工作队进驻102个村指导帮助工作,通过大胆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管理责权明晰化、议事决策程序化、财产关系契约化、双向监督公开化为主要内容的具体管理模式,使所驻村的村务管理步入了规范有序的法制轨道,对当前的村务管理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走向现代法治政府——略论公务员依法行政观念的树立

要走向法治政府,就必须牢固树立公务员依法行政观念。在当前,公务员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就必须深刻把握依法行政的本质。依法行政的本质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治“事”;必须全面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依法行政的原则包括法律优先、法律保留、职权法定、比例原则、程序公开、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等原则;就必须在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中强化依法行政的观念。     

规范村规民约 依法治理滨海新区新农村——从对滨海新区核心区塘沽农村的调查谈起

村规民约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传统。认真分析研究村规民约,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熟悉滨海新区农村的乡民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乡村社会的法治环境,有利于加强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必须不断改革与完善村规民约,在规范村规民约的基础上推进依法治村。     

论建立防止“公仆”变“主人”的法律机制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 ,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 ,而不仅仅是“政府以法治民”。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各级政府官员必须树立职权法定和依法行政观念 ,实现从“父母官”到“公仆”的转变 ;同时 ,必须建立对政府官员及其活动实施依法管理和有效监督的法律机制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功能考察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以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热情,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其政党功能的发挥过程可以说是在＂创势＂。对于挫折的反思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顺应农民意愿的改革,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顺势＂。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更由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引势＂。     

联合国1990年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评析

信息社会使个人资料被歪曲、滥用的危险明显加大,为加强个人资料的保护,各国纷纷制定了有关个人资料保护的国内法。但由于个人资料跨国流通势不可挡,不统一的国内法并不能为个人资料当事人提供充分保护,因网络环境下个人资料国际保护的需要,联合国于1990年通过了《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     

关于妇女全面参与建设小康社会实践意义的再认识

我国广大妇女全面参与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但有利于妇女社会地位的确立,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搭建男女对话的平台,形成妇女解放的同盟军,促进妇女的解放。     

浅析社区团组织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共青团是广大青年的代表，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新的形势下，共青团如何结合党的中心任务，把自己的工作领域拓展到社区，建立社区团组织，开展社区团组织活动，这是当前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愿意在此抛砖引玉，提出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特征和规律初探

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先进性、示范性、强制性、军事职业性 ;主要规律有内省与外行相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统一、大节与小节相统一、慎初与慎终相统一以及官德与人格相统一。     

论党的协商民主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践行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在开展西藏地方工作中得到充分践行。通过对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协商民主相关史料的筛理,分析协商民主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践行的必然性,论述协商民主在该历史时期的实现历程及其基本特征,同时总结历史经验,以期在新时期能够与时俱进。     

从政府审计职责的发展看《审计法》的修改

审计工作环境的变化和政府审计职责的发展,使《审计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审计监督的需要。本文从政府审计范围、对象和目标的发展变化分析了《审计法》需要修改完善的内容。     

司法腐败预防体系的建设

司法腐败产生的根源有转型期特定的社会背景;司法体制设置不合理;司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力;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建设司法腐败的预防体系主要包括:强化教育,形成自律;健全完善制度,加大防范力度;健全监督机制,加大惩治力度;加强身份和经济保障,构筑激励机制。     

Trends in the performance of arms-length agencies i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Canada mirrors developments in most countries with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agencies created to deliver public goods—whether it is service delivery, adjudication of disputes, regulatory oversight, enforcement activities—purported to benefit from an arms-length relationship to cabinet. There is a robu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ocumenting the “agencification” of the state, yet Canadian studies remain mostly absent.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s Public Service Employee Survey (PSES) microdata from 2017, 2011, 2005, and 1999 to test key hypotheses advanced by proponents of agencification, specifically that agencies are more innovative, autonomous, and efficient public organizations. We find that those working in enforcement agencies exhibit few of the purported advantages of agencification. We also observe that in recent years regulatory, adjudicative, and parliamentary agencies consistently surpass conventional department organizations on these metrics. Future research avenues are proposed to explore how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reforms may explain this shift.     

信息化语境下侦查工作模式的转变

信息化为警务工作的飞跃发展和提升带来了契机和平台。面对社会转型期严峻的犯罪情势,侦查工作必须在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下探索更为有效的打击犯罪新机制,转变侦查工作模式,创新侦查工作理念和方法,以适应信息时代预防和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