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服务制度安排视域下的警民和谐建设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证明政府(警察机构)集中提供公共安全服务而导致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可以运用多中心(相对于传统意义上政府与市场秩序的二元思维)的制度安排,通过有效的地方分权和社区参与,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不断改进公共安全服务的有效供给,从根本上推进和创新警民和谐化建设。公共安全服务的制度安排研究,为探索和创新警民和谐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公共经济学视野下的治安服务多元化

社会治安是一种既包含纯公共产品又包含准公共产品的混合型公共产品,现实中存在着公共治安服务不足以及公共治安供给的单一性与治安服务需求多样性的矛盾。治安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但也不排斥非政府的供给。为了弥补公共治安服务的不足、满足群众的治安服务需求和实现社会治安产品供给的高效率,可以灵活采取政府、社会、市场多种主体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的方式。     

城市公共安全服务供给的合作网络

良好的公共安全状况是公民的基本需求,是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形象的重要表现,也是衡量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运用合作网络治理理论的内在逻辑与本质,以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为分析工具,对城市公共安全服务供给进行制度分析,试图构建城市公共安全服务合作网络的理论框架和运作机制,推动该领域多元行动者的共治之道。笔者认为,城市公共安全服务领域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多中心治理格局初显端倪;多元行动者通过公安机关内部协作网络、公私伙伴关系及社会合作网络等主要互动网络形式,逐渐使多元化和高质量的城市公共安全服务需求变为现实。     

反恐中的“权利让渡”:一种构建公共安全的社会成本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行为、有组织暴力恐怖犯罪行为是当今社会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反恐公共安全产品与服务导致部分公民与群体的不适和抵触心理以及抵触行为。公安机关可以通过社会动员明确公共生活中个体权利让渡的必然性,形成反恐社会参与中广泛的公民自觉,充分发挥反恐公共安全产品与服务的应有效能。     

小城镇流动人口市民化与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研究——基于对江苏Z市的实证调查

小城镇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方向。流动人口市民化发展对社会公共安全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对江苏Z市的问卷调查与访谈表明,小城镇流动人口市民化发展进程中,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共安全感与政府为新市民服务的质量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度密切相关,且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状况及社会组织与流动人口的关系会对社会公共安全感产生重要影响。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及社会公共安全的进一步完善,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协同,形成自组织网络,形成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的良性体系。     

基本公共安全服务均等化及其实现途径——以浙江省为例

基本公共安全服务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属纯粹的公有公益物品.基本公共安全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运用公共财政,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安全服务.当前基本公共安全服务非均等主要表现在农村地区、外来流动人口、弱势群体以及城乡应急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供给不足.通过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和服务的创新机制建设、重视弱势群体的救助及其犯罪矫正、完善城乡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等途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安全服务的均等化.     

城市社会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

随着新型集体消费单位———社区的兴起,公共安全的需求出现了多样化和个别化,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公共安全市场形成并有所发展。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应当是由政府集中控制提供更多的间接服务,由市场中企业提供多样化、个别化的直接服务,公众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运行模式。新型社会公共安全模式特别应在社区治安和犯罪预防方面突出体现公共安全市场的特点。     

我国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基于协同学的一种框架分析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目前社会公共安全管理需要从公共安全供给的视角出发,由单中心的政府管制型向多中心协同供给模式转变.在协同学理论的解释框架下,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以区域社会治安为例,社会公共安全协同的序参量与自组织系统的形成对社会安全的协同供给起基础性作用.权责与组织、文化、政策和技术共同构成影响社会治安管理协同序参量的要素,而人力、结构、信息、关系等诸多子系统的协调运动成为社会治安自组织形成和宏观协同的动力.     

论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及政府责任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面实行政府高度垄断,政府公共支出重经济建设服务、轻社会服务,这就导致我国政府目前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不能保证基本的社会公平,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阻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要因素。因此, 必须对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进行改革。     

重庆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服务的困境与路径

正据统计,重庆社会组织总量达17154个,志愿服务组织总数达34466个,实名认证志愿者总数达5264030人[1],彰显了社会组织资源较为丰富;社会组织也因"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搭建风险信息沟通平台、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供给多样化公共安全服务产品"[2]等功能优势,成为协助政府治理应急管理工作的有益力量。然而,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服务时,存在登记制度联动缺位、信息联动错位、激励政策联动缺位等三大困境,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服务协同作用的发挥。为此,可从厘清业务界限、优化信息平台、完善激励政策三个方面提升社会组织     

试论公安机关的服务性职能

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政府的职能已由传统的以管理为主日益转向以服务为中心。作为重要的行政部门，人民公安在改革发展中，无疑也必须不断地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安全产品，努力创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服务型机关。     

犯罪预防体系与预防被害策略——兼论社会治安防控网络体系建设

社会治安防控网络体系的主要功能是犯罪预防,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服务责任,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职能行为。预防被害则是社会成员个体为满足自身安全需求,从对社会安全状况的自我认知出发而采取的自我防卫手段。政府主导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体系不可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并涵盖社会和公民的所有安全需求,因此必须通过公民增强预防被害意识,提高自我防卫能力,并使社会治安防控网络体系补充完善。     

中国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国际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行中国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国际比较研究 ,首先要建立科学全面的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指标体系。根据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指标体系 ,我们可以对中国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状况进行国际比较 ,由此评估中国政府公共产品的现状与不足之处 ,并提出科学的行政改革措施。中国的行政改革应该重在提高政府公共产品水平 ,使政府能以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求。     

如何使公共气象服务效果更好

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社会的和谐,维护社会长期稳定等种种都离不开公共气象服务。甚至可以说,公共气象服务是考验各国政府维护公共安全的能力的重要指标,公共气象服务是各级政府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防范气象风险和合理保护、科学利用气候资源的重要责任。如何使公共气象服务效果更好、受益更多,是摆在政府面前的现实问题。     

从公共安全服务的消费生产者看我国社区警务模式的完善

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问题一直以来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点。有关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生产者、供给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分离理论以及协作生产概念为现实中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尝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和支持。社区警务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警务思潮”和“警务改革探索模式”，更是一种新的公共安全服务供给模式，社区警务兼有邻里协会的志愿服务、社区居民的自我服务、社区保安的合同承包以及社区警察的政府服务等多种制度并存的性质。完善社区警务应立足于我国实际，坚持政府主导，加强理论研究，从改善警民关系入手，进一步扩大对一线民警的授权和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我国社区公共安全供给模式的转变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目前社区公共安全管理所采用的管制型模式,存在信息不充分、利益取向模糊、垄断管理等问题,需要从公共安全供给的视角转变供给模式。通过对市场主导型和社会管理型两种社区公共安全供给模式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国情和当前社会发展背景,社会管理型社区公共安全供给模式是当前我国的适当选择。在向这一模式转型过程中,可能遭遇管制型公共安全管理的路径依赖和公民性缺乏带来的社区公共安全参与不足两大困境,需要在实践中通过制度和政策供给加以完善。     

游客安全管理与社区警务融合的新模式 ——基于韶山社区警务的研究

一直以来,公共安全部门主导着游客安全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为缓解游客对安全管理和服务产品的需求扩张与公共安全部门安全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构建一种景区游客安全管理与社区警务相结合的旅游警务模式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向。基于湖南韶山的案例研究显示,旅游目的地公安部门通过建立适应旅游发展的安全服务机构体系、优化涉旅社区警力配备、融合智慧景区管控平台与警务系统等措施,能够有效缓解矛盾。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结构与形式

公共安全服务的合作网络是包含多重联结的多个节点的结构(这些节点包括官方与非官方的安全服务的机构与组织)。为了实现共同的公共安全利益目标,不同节点之间构成相互依赖、平等协商、竞争且合作的联结关系。合作网络运作过程中,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府际协作网络(110社会联动、区域警务协议等),公私伙伴关系(治安合同承包、特许经营、政府补助等),以及社会间合作网络(安全志愿服务、自我服务等)为三种主要合作网络形式。政府作为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核心主体,在复杂网络中扮演着"促网者"与"结网者"的重要角色,政府以外的多元社会主体作为辅警力量,通过平等协商、互利互信的行动共同维护着公共安全环境。     

我国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管理创新——一种善治的话语分析

基于善治理论视界,政府与社会合作提供公共物品是必要的、可行的,可以有效应对我国公益性公共物品政府供给不足和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发展的双重困境。其中,政府管理创新尤为重要,信任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政府应对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给予相当大的信任度,改审批制为备案制;政府需要对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的发展做出规划、提供资助、专业指导和培训和服务,以促进其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     

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民间供给与政府责任

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混合产品的特性,从而为其民间供给提供了可能。实践证明,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民间供给有助于弥补政府失灵,满足分散化的原子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目前,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主要由公立医疗机构单一供给,民间医疗机构大多处于“非法”经营状态,无法与公立医疗机构平等竞争,民间医疗机构由于人、财、物等资源限制发育不良。实现公私医疗机构的合作治理,共同供给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定长远系统规划,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机制,提供促进民间医疗机构发展良好的制度环境;鼓励扶持民间医疗机构的发展,是政府促进农村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责任和理性选择。